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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敦促克林顿总统尽快与巴基斯坦方面取得联系。克林顿接受这个建议之后，在华盛顿会见了前来访问的谢里夫，会见中他们谈论了很多印度问题，也谈论了一些关于本·拉登的问题。谢里夫回到巴基斯坦后，克林顿给他打电话再次提到本·拉登的问题。这些努力得到了谢里夫的一个承诺，那就是他会与塔利班政府谈一谈。
奥马尔的立场并没有任何变软的迹象。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发给伯杰的一条情报引 用了本·拉登的话，说奥马尔已经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在任何国家采取行动，并要求他不要宣称为发生在沙特或巴基斯坦的袭击负责。本·拉登则被描述为捋着自己的胡子并充满感情地说，“真主啊，上帝啊，我会让美国人感到吃惊的。所谓的美国政府也会拥有俄国人一样的命运。他们的国家也会崩溃。”
1998年12月迈克尔·希恩（Michael Sheehan）成为反恐协调员之后，政府部门内的争论更趋激烈。希恩是一位前特种部队军官，奥尔布赖特担任驻联合国大使时，他曾与她一起工作，还曾经和克拉克一起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他和克拉克一样为恐怖主义的事情而着迷，并且毫不犹豫地卷入了这件事。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不断向塔利班发出可能造成可怕后果的警告——包括军事打击——如果本·拉登及其同僚继续隐匿并继续制造其他袭击事件的话。在政府部门内部，他强烈建议把塔利班政权指定为恐怖主义的发起政府。这件事在技术上很难做到，因为把它称为政府意味着要经过外交上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已经被美国政府取消了。但是希恩要求运用一切可能的武器打击塔利班。他告诉我们，在政府部门里边他被称为“只会唱一个音调的疯子。”
1999年初，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建议对卷入阿富汗问题的国家采取更加全面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建议详细说明了利诱和坚决打击两种办法——其中要保证巴基斯坦不与恐怖主义合作。奥尔布赖特说为负责人准备的列在决议文件上的利诱与打击策略或许不必“写在纸上”，但却补充说这些策略可以以其他方式使用或随程度缓急不断变化。决议文件的起草者——大使希恩很沮丧，并且向我们抱怨说最初的计划“已经被修改到任何事情都没有做的地步了。”
1999年5月巴基斯坦军队开始向克什米尔山区慢慢渗透，南亚局也加强了警惕。当印度方面试图驱逐在那个地区的巴方军队时，印—巴之间的局部战争开始了，委婉地说，可以把它称为“格尔吉尔危机”。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渐渐失去了对巴基斯坦的耐心。负责巴基斯坦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给伯杰写信说伊斯兰堡“在两个地区扮演了流氓国家的角色——支持塔利班和本·拉登恐怖分子，挑唆与印度之间的战争。”
克林顿政府关于阿富汗的争论于是集中到两个方案上来。第一个方案是由里德尔和助理国务卿卡尔·因德弗斯（Karl Inderfurth）提出来的，该方案要求采取有效的外交手段终止阿富汗内战，建立一个民族联合政府。第二个方案由希恩、克拉克和中情局提出，要求把塔利班定性为恐怖组织，基本上采取秘密援助它的主要对手北部联盟的做法。1999年，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着，最后变成纠缠于是否要把北部联盟列为同盟而进行秘密行动的讨论。
另一种外交选择也可以使用：把阿富汗流亡组织培养成的塔利班的对立物。1999年下半年，华盛顿为讨论阿富汗流亡组织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包括流亡的查希尔·沙阿国王和哈米德·卡尔扎伊）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支持，同意把他们培养成阿富汗内部的反塔利班军事组织，同时将北部联盟与普什图团体联系起来。一位美国外交官员后来告诉我们，流亡组织不准备这样做，因此、与居住在波恩、罗马和塞浦路斯的派系组织进行协调并非易事。
由于遭到塔利班的强烈拒绝，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建议请求沙特阿拉伯为本·拉登的事向塔利班提供250万美元的资助。克拉克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便宜一个“和塔利班一样可憎的政权”，他还说这种思想无论对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是对第一夫人希拉里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两个人都是对塔利班妇女人权的批评家。看起来，这个建议已经慢慢销声匿迹了。
在政府部门内部，一些官员拖延了希恩和克拉克的主张：把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指定为恐怖主义的发起政府，或把这个政权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样就可以避开是否确定塔利班是不是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问题）。1999年7月，克林顿签署的行政法令宣布塔利班政权是发起恐怖主义的政权，希恩和克拉克也因此在政府中占了上风。10月，美国政府提出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塔利班实施经济制裁和旅游限制。
11月份随着联合国的制裁进入实施阶段，克拉克给伯杰写信说：“塔利班好像在决定什么事情。”奥马尔已经关闭了他的“内阁”并暗示了本·拉登的可能行程。克拉克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是索马里地区，由于俄罗斯处于警备状态，因此去车臣的可能性很小。虽然克拉克和他的同僚对本·拉登是否信任世俗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或穆阿迈尔·卡扎菲表示怀疑，但克拉克评论说伊拉克和利比亚以前就在不断讨论收留本·拉登的问题。克拉克还提出也门也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因为也门提供了大量不可控制的空间。11月，反恐安全小组开始讨论制裁是否已经使得塔利班变得混乱，塔利班看起来“正在寻找除了本·拉登问题以外的其他可以挽回面子的方式。”
奥马尔的立场并没有任何变软的迹象。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发给伯杰的一条情报引 用了本·拉登的话，说奥马尔已经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在任何国家采取行动，并要求他不要宣称为发生在沙特或巴基斯坦的袭击负责。本·拉登则被描述为捋着自己的胡子并充满感情地说，“真主啊，上帝啊，我会让美国人感到吃惊的。所谓的美国政府也会拥有俄国人一样的命运。他们的国家也会崩溃。”
1998年12月迈克尔·希恩（Michael Sheehan）成为反恐协调员之后，政府部门内的争论更趋激烈。希恩是一位前特种部队军官，奥尔布赖特担任驻联合国大使时，他曾与她一起工作，还曾经和克拉克一起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他和克拉克一样为恐怖主义的事情而着迷，并且毫不犹豫地卷入了这件事。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不断向塔利班发出可能造成可怕后果的警告——包括军事打击——如果本·拉登及其同僚继续隐匿并继续制造其他袭击事件的话。在政府部门内部，他强烈建议把塔利班政权指定为恐怖主义的发起政府。这件事在技术上很难做到，因为把它称为政府意味着要经过外交上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已经被美国政府取消了。但是希恩要求运用一切可能的武器打击塔利班。他告诉我们，在政府部门里边他被称为“只会唱一个音调的疯子。”
1999年初，国务院反恐办公室建议对卷入阿富汗问题的国家采取更加全面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建议详细说明了利诱和坚决打击两种办法——其中要保证巴基斯坦不与恐怖主义合作。奥尔布赖特说为负责人准备的列在决议文件上的利诱与打击策略或许不必“写在纸上”，但却补充说这些策略可以以其他方式使用或随程度缓急不断变化。决议文件的起草者——大使希恩很沮丧，并且向我们抱怨说最初的计划“已经被修改到任何事情都没有做的地步了。”
1999年5月巴基斯坦军队开始向克什米尔山区慢慢渗透，南亚局也加强了警惕。当印度方面试图驱逐在那个地区的巴方军队时，印—巴之间的局部战争开始了，委婉地说，可以把它称为“格尔吉尔危机”。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渐渐失去了对巴基斯坦的耐心。负责巴基斯坦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给伯杰写信说伊斯兰堡“在两个地区扮演了流氓国家的角色——支持塔利班和本·拉登恐怖分子，挑唆与印度之间的战争。”
克林顿政府关于阿富汗的争论于是集中到两个方案上来。第一个方案是由里德尔和助理国务卿卡尔·因德弗斯（Karl Inderfurth）提出来的，该方案要求采取有效的外交手段终止阿富汗内战，建立一个民族联合政府。第二个方案由希恩、克拉克和中情局提出，要求把塔利班定性为恐怖组织，基本上采取秘密援助它的主要对手北部联盟的做法。1999年，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着，最后变成纠缠于是否要把北部联盟列为同盟而进行秘密行动的讨论。
另一种外交选择也可以使用：把阿富汗流亡组织培养成的塔利班的对立物。1999年下半年，华盛顿为讨论阿富汗流亡组织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包括流亡的查希尔·沙阿国王和哈米德·卡尔扎伊）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支持，同意把他们培养成阿富汗内部的反塔利班军事组织，同时将北部联盟与普什图团体联系起来。一位美国外交官员后来告诉我们，流亡组织不准备这样做，因此、与居住在波恩、罗马和塞浦路斯的派系组织进行协调并非易事。
由于遭到塔利班的强烈拒绝，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建议请求沙特阿拉伯为本·拉登的事向塔利班提供250万美元的资助。克拉克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便宜一个“和塔利班一样可憎的政权”，他还说这种思想无论对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是对第一夫人希拉里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两个人都是对塔利班妇女人权的批评家。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