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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事件的模式。
这次爆炸对于9。11事件有四个意义：
第一，爆炸标志着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挑战，它的愤怒和怨恨是没有界限的。放置炸弹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拉姆齐·优素福事后说他希望杀死25万人。
第二，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对这次爆炸事件做了出色的调查。几天内，联邦调查局就鉴定出一块卡车残留物是爆炸前一天在泽西城报告的一辆被偷的赖德（Ryder）出租货车的一部分。租这辆货车并报告其被偷的穆罕默德·萨拉马（Mohammed Salameh）一直打电话到租赁办公室想要回400美元押金。联邦调查局于1993年3月4日在那儿逮捕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联邦调查局就将几个策划者羁押了，其中包括：为炸弹获取化学材料的工程师尼达尔·伊亚德（Nidal Ayyad）和帮助混合这些化学品的马哈茂德·阿布哈里马（Mahmoud Abouhalima）。
联邦调查局确认了另一个同谋者艾哈迈德·阿贾杰（Ahmad Ajaj），他于1992年在肯尼迪国家机场被移民官员逮捕，被控伪造文件罪。他的旅行同伴就是拉姆齐·优素福，他也使用伪造的文件，但自称是因政治避难而被允许入境。很快就知道优素福是这次恐怖袭击的中心人物。爆炸后他迅速逃往巴基斯坦，逍遥法外近两年时间。
萨拉马、阿布哈里马和伊亚德的归案将联邦调查局引向布鲁克林的法鲁克清真寺。那儿有个重要人物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Sheikh Omar Abdel Rahman），他是一个极端的逊尼派穆斯林传教士，1990年从埃及来到美国。在其演讲和作品中，这位通常被称为“盲人教长”的拉赫曼鼓吹赛义德·库特布里程碑式的预言，将美国描述成全世界穆斯林的压迫者，并声称与上帝的敌人进行战斗是他们的宗教责任。一个联邦调查局情报员得知了他们对纽约主要标志性建筑其中包括荷兰和林肯隧道的爆炸计划，向联邦调查局告了密。1993年联邦调查局瓦解了这次“地下阴谋”，逮捕了拉赫曼和多个同盟者。
调查和逮捕的结果使纽约南区的检察官控告并确认了很多人，其中包括阿贾杰、萨拉马、伊亚德、阿布哈里马、盲人教长和拉姆齐·优素福，他们在对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和其他很多阴谋中都有罪。这一出色的调查和指控的不幸结局是造成了一种执法系统已准备好应对恐怖主义的印象。不管是克林顿总统、他的首席顾问、国会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感到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盲人教长和优素福送入监牢的程序是否能真正保护美国对抗这种新病毒的入侵，而这些人只是第一个征兆。
第三，成功地运用司法系统处理第一次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事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掩盖了调查针对美国的新威胁的特征和范围的需要。这次审判并没有引起公众和决策人对本·拉登网络的注意。
由联邦调查局收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的证据表明被告席上的人不是唯一的策划者。从阿贾杰处得来的材料显示这些阴谋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哈尔丹营地或其附近策划的。阿贾杰是1992年离开得克萨斯去那儿学习如何制造炸弹的。他在巴基斯坦与优素福会面，在那儿他们讨论了在美国的轰炸目标，并组装了一个“恐怖分子工具包”，其中包括炸弹制造手册、行动指南、鼓吹对抗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的录像带和假的证明文件。
1995年1月，优素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航班计划被警察发现并在巴基斯坦被逮捕，这个计划是要将炸弹放在12架飞越太平洋的客机上并且设定它们同时爆炸。当时定居在卡塔尔的优素福的叔叔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是优素福在马尼拉空中计划中的一个合伙人，在世贸中心爆炸前还电汇给优素福一些钱。美国检察官于1996年1月收到一份对穆罕默德的指控，但卡塔尔政府的一个官员可能提醒了他此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逮捕中逃脱（一直逍遥法外，并在9。11袭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法律执行程序关心的是证明被逮捕和被指控的人有罪。调查人和检举人不能提供除被指控的人之外的所有可能有关的其他个体的证据，尽管他们可以继续进行这样的调查、计划或希望以后提出公诉。很明显，这一程序的意思是标志这一事件的结束（即案件的解决、司法的完成）。它不关心这些事件是否会是更糟糕的事件来临的前兆。它也不去认真收集并分析这些可能成为侦破恐怖策略比如入境和财政手段、在美国国内的运做模式等的线索的事实。
第四，尽管这次爆炸提高了对新的恐怖主义危险的认识，但起诉的成功却广泛传播了对这种威胁的低估。政府的检察官强调了这些犯罪的严重性，并提供了关于优素福技术上灵活性的证据。然而公众持有的印象却不是优素福的聪明而是萨拉马的愚蠢，他一次次回去索要其400美元的卡车租赁押金。
第三部分：反恐怖主义的发展执法部门中的适应与不适应（1）
司法程序是对这些早期的新型恐怖主义示威运动做出回应的主要手段。我们对美国处理类似事件的能力的评述是从国家庞大的执法机构联合体系开始的。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在联邦层面上，许多执法行动都集中在司法部。司法部下属的主要反恐机构是联邦调查 局。联邦调查局没有一个全面的授权，但在特殊的司法授权下工作。它的大多数工作是在被称为外勤办事处的地方办公室内完成的。共有56个办公室，其中每一个覆盖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每个办公室都完全独立于其他所有办公室。在9·11之前，负责管理的特别特工通常能自由地设定他的职责优先权并相应地指派职员。
这种职责优先权受两个主要关系的推动。第一，联邦调查局中工作成绩是依靠逮捕、控告、起诉和定罪的人数等类似数据来衡量的。反恐和反谍报工作不是职业提升的途径，因为它通常涉及到漫长的情报调查，可能永远也得不到正确的或可以计量的结果。大多数升到管理阶层的特工很少有反恐经验。第二，优先权在地方层面上受到外勤办事处的驱动，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传统罪犯身上，如白领犯罪和那些与毒品、帮会有关的人。独立的外勤办事处选择的是行使地方优先权而不是国家优先权。
联邦调查局还在一个“起源办公室”系统下运作。为了避免重复和可能的冲突，联邦调查局会委派一个单独的外勤办事处负责一次完整的调查。因为纽约外勤办事处先前曾在东非爆炸事件中指控本·拉登，因此，它成为负责本·拉登案件包括东非爆炸和后来的科尔号军舰袭击事件的起源办公室。联邦调查局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绝大多数制度上的认识都来自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与纽约南区的检察官通力合作，鉴定、逮捕、控告和宣判了参与这些袭击和计划的许多罪犯。外勤办事处不同于特殊的起源办公室，它们通常难以将如此的精力花费在它们无法控制和得不到表扬的事件上。
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人员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时，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命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调查国外的和受国外引导的颠覆因素——共产主义、纳粹势力和日本人。胡佛在外勤办事处的职责中增加了对可能存在的间谍、破坏活动或颠覆因素的调查。二战以后，其国外情报职责被授予给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胡佛有戒心地监视着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文件以对抗所有敌人。胡佛认为他只能对总统负责，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活动保持持续增长。20世纪60年代，联邦调查局在国内得到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人员的大力协助。但其中一些协助的法律基础是很可疑的。
作为一个国内情报机构履行任务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几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结束了。在胡佛逝世两年后的1972年，国会和媒体对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丑闻事件的调查扩展成一个由丘奇（Church）和派克（Pike）委员会领导的对国内和国外情报人员的综合调查。他们披露了国内情报工作的成就，其中包括破坏了一个从1956年到1971年间对抗国内组织，最后以分散结束的皈依计划。联邦调查局侦察了一大群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胡佛想要败坏的（著名的是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以及他授权非法窃听和监视的人物。公众民意测验反映出了美国人的震惊，美国人对联邦调查局宣称的“非常满意”的观点从84％下降到37％。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部被解散了。
1976年，司法部长爱德华·利维（Edward Levi）实行了在美国控制情报收集的国内安全方针，从而制止了要求更强的管理的呼声。1983年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修订了莱维的方针，鼓励对潜在恐怖主义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此外，他还放松了对调查及其持续时间授权的管理规则。他的方针和莱维的一样，考虑的仍然是对“恐怖主义”的怀疑的真实性，就像对“颠覆因素”的怀疑一样。它能够导致对个体目标的调查更多的是出于他们的信念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史密斯的方针还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潜在的恐怖分子通常是极端宗教组织的成员，对恐怖主义的调查将跨越独立的国家和教堂的界线。
1986年国会授权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生在美国以外的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3年以后，又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未经东道国允许的情况下实施抓捕行动。这一期间，由副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W B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