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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两位“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的领袖和德国共产党的先驱，在柏林被人谋杀——就在当时掌权的社会民主党政权的旁观，甚至很可能是默许之下。凶手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非法组织“自由军团”的成员们，这是一个准军国主义的组织，后来希特勒很快从他们当中征募到了最以死效命的杀手。当时的政府实际上是支持“自由军团”的，因为这些人有“诺斯克（Noske）的全力支持”，诺斯克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国防专家，掌管着军队事务。这一点只是到最近才被上尉军官巴布斯特（Pabst）承认，他是当时杀人者中唯一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波恩政府在这件事上和其他时候一样，只是想着让魏玛共和国在险恶局势下再次复活，于是它就告诉人们：正是由于“自由军团”，俄国人才没有能够把整个德国都并入到一战后建立的红色阵营中；而且，杀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人是完全合法的，“他们是在执行军事法”Bulletin des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es der Bundesregierung； of February 8； 1962； p。 224。。这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曾经假装做的许多事情还要过分得多，因为魏玛共和国从未公开承认过“自由军团”是一支政府军队，并在事后还“惩罚”了杀人者，以“杀人未遂”的罪名判处士兵荣格两年又两个星期的徒刑（这位士兵曾在伊顿旅馆［Hotel Eden］的走廊里击中卢森堡的头部），以“未汇报且非法处置尸体”的罪名判处沃格尔中尉四个月徒刑（卢森堡在一辆车中被枪击中头部，并被扔进兰德威尔运河［Landwehr Canal］时，他是指挥军官）。在审判中，有一张表明荣格及其同伴第二天在同一座旅馆中庆祝杀人的照片，被作为证据提出来，却引起了被告的大笑。“被告荣格，请保持恰当的举止。这并不是在开玩笑。”主审法官说道。四十五年后，在法兰克福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案的审判中，相似的情形又发生了，同样的话被再次说出。
由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被杀，欧洲左翼分裂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不可避免了，“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中描绘的深渊，已经成为……死亡的深渊”。既然这起早先的犯罪得到了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死亡之舞就开始在一战后的德国上演：从清除极端左翼的著名领袖胡果·哈斯和古斯塔夫·兰道尔、列奥·约吉谢斯和尤根·列文开始，极端左翼组织的刺杀行动迅速地转到中间派和中间偏右派，例如瓦尔特·拉森瑙和马赛斯·俄兹博格，这两位都是当时的政府要员。因此卢森堡的死成为德国两个时代间的分水岭，也成为德国左翼丧失力量的关节点。所有那些出于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而转向共产党的人，现在对党内的某些急剧的精神衰落和政治瓦解更加失望；然而，他们更不愿回到社会民主党阵营，宽赦罗莎的谋杀者。这样一些很少被公开承认的个人反应，变成一些小的、马赛克般的碎片，嵌入历史的巨大之谜的空间里。在罗莎·卢森堡这件事中，它们也构成迅速环绕罗莎之名而形成的传奇的一部分。所有的传奇都有它们自身的真理，但是内特尔先生对“罗莎神话”毫不关注却完全正确。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任务是把她还原到历史性的生活中去。
在罗莎死后不久，左翼的所有派系都判定说她以前整个儿“错了”（正如乔治·利希海姆这位最后还坚守战线的人在《遭遇》一书中所说的，这“真是一件让人绝望的事”），但这时她的声誉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转变。她的两小册书信集出版了，而这些完全个人化的信件具有一种单纯、敏感而富于人性的笔调，经常还带着诗意的美，它们足以摧毁关于嗜血的“红色罗莎”的宣传形象，除了最顽固的反犹主义和反动分子的圈子以外。然而，接下来产生的是另一个传奇：她具有了赏鸟者和爱花者的感伤形象。于是在她离开监狱时，连看守都要流着泪与她道别——就仿佛离开了这位奇特的、坚持把他们当成人类来对待的囚犯，他们就活不下去。当我还小时就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并在后来得到了柯特·罗森费尔德（Kurt Rosenfeld，卢森堡的朋友和律师）的证实，他声称亲眼目睹了那一场景。而内特尔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它的略为夸张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被另一则流传下来的逸事所弥补，而内特尔提到了这一逸事。在1907年，罗莎和她的朋友克拉尔·蔡特金（Clara Zetkin，后来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元老”）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牺牲了，于是罗莎就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en）。”七年之后，也就是1914年2月，她有了机会去证实这一残酷的玩笑，当时她是在对刑事法庭的法官们发表一篇壮丽的演说，因为这些人指控她“煽动”民众在战争问题上实施公民不服从的策略。（顺便指出，对这位据说“一直在犯错”的女人来说，站在法庭上面对这种指控并不算坏事，因为五个月后一战就爆发了，而当时很少有“严肃人士”想到这种可能性。）内特尔先生极好地重现了这篇演说的全貌：它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2）
又过了一些年，在经历了更多的灾祸之后，这一传奇变成了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大好往昔的怀旧象征：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希望依然青绿，革命尚在前进，最重要的是，对群众力量和党的领袖的道德正直的信任还完整地保持着。这一传奇不只是在诉说罗莎·卢森堡的人格，而且也是对上一代左翼分子的品质的怀旧；在这一传奇的几乎所有细节中，都有着含混、模糊和不准确的成分，而它却在世界上到处流传，并在所有出现了“新左派”的地方再次复活。但与这一带光环的形象并存的，却依然有“爱争论的女人”、“浪漫主义者”这些说法，这些陈词滥调认为她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相信科学（她总是和别人不合拍倒是真的）。她的作品，特别是她论帝国主义的杰出著作《资本的积累》（1913），被“新左派运动”完全忽略，而当这一运动的成员开始转变成老左派（这经常发生在其成员过了四十岁时），它又迅速地抛弃了早期对罗莎·卢森堡的热情和青春期的梦想。由于他们通常并不花费心力来阅读卢森堡，更不用说理解她了，于是他们身上那种由新近获得的身份而带来的庸人主义，使他们认为可以轻易扔掉她不管。“卢森堡主义”这一名称，是在她死后由党内写手出于论战需要而发明的，但它甚至连被称为“叛徒”的荣誉也从未获得过。“卢森堡主义”只是被当成一种无害的幼稚病而已。卢森堡生前所写和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保留下来，除了她在俄国革命早期阶段时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惊人准确的批判之外，而这还只是因为“革命失败论”者可以利用这些批判，来作为反对斯大林的方便的、虽然很不充分的武器。（正如一位对内特尔此书的评论者在《时代文学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所言：“有某些卑劣的人，利用罗莎的名义和作品来作为冷战武器。”）她的新崇拜者与其说与她、不如说与她的诽谤者很相像。她对理论差别的高度敏感，她对民众的准确无误的判断，她的个人化的爱憎，这些都曾使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和别人同流合污；更不用说下述事实，亦即她从来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从未用政治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而且（正如内特尔先生注意到的）她在反对教会时很小心地避免去攻击宗教。简而言之，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
我们当然要承认，她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她是如此异端，以至于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内特尔先生正确地指出，对卢森堡来说，马克思只是一位“对我们所有人的现实的最好阐释者”，她对于他的学说并没有个人义务，因此她可以写下：“我现在有些讨厌那本受到过多赞美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了，因为其中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引自罗莎给汉斯·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1917年3月8日，见Briefe an Freunde，苏黎世，1950。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实，是现实的全部奇特和可怕的方面，而这甚至比革命本身更重要。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她“向她的朋友们推荐阅读马克思，只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非仅仅因为他的结论”。所有这些态度在《资本的积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只有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才不带偏见地把这本书称为一本“真正厚重的、自马克思逝世以来无与伦比的杰作” 引自罗莎给迪芬巴赫的信，1917年3月8日，见Briefe an Freunde，第84页。。这本“令人惊叹的天才之作”的中心主题是非常简单的。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和增长。她在被称为“第三人”的理论中找到了它，这一理论表明，实际上这种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