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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你有没有怨言？
杨帆：没有。
采访者：你爸爸去世之前，跟你说了些什么？
杨帆：他告诉我，要坚强一点儿，这个家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了，所以说，要让我坚强点，不要让我跟着妈妈一块儿哭。等他去了以后，我学习就得靠我自己了，那时候妈妈不能帮我，让我自己多多地努力。
在采访中，我们见到了杨学锁临终前留给女儿的海关关服。他自己就是穿着海关关服走的，他要让自己的女儿也能像他一样，长大了投身到海关的事业中去。年龄只有十四岁的小姑娘未必全能理解父亲的良苦有心，可她还是很喜欢父亲留下的海关制服。当她走进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神情也变得庄重起来。这是一个既普通又简陋的办公场所，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女儿看到的除了父亲的同事们那关切的目光，还有就是他们身上穿的海关制服与父亲钟爱的制服一模一样。
第四部分第八章 草原上的心灵篝火（3）
4。 癌症可以夺去他年轻的生命，却夺不去人们对他的深深记忆
在采访座谈会上，我们见到了很多和杨学锁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战友，他们一谈起这个被亲切地称为“锁子”的同志，话匣子就算打开了：
我是1985年和杨学锁一起入关的，应该说对他比较了解，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当时我们一起被分在货管处工作，他第二年即被提升为带班，当时他是四个带班中最年轻的一个。我认为他有较高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1991年他考到广州海关干部管理学院，就是在那里，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回来以后，我们俩又一起分配到满洲里海关货管处报税科工作。在报税科工作期间，杨学锁也是努力钻研业务，当时也写过入党申请书。
杨学锁病重以后，我们也到北京专程去看望过他，他在临终前，没有提安排子女，安排妻子，而是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去世时穿海关关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境界，我觉得要想达到这种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杨学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自己的宿愿，也是我们大家的宿愿。
杨学锁去世以后，我们满洲里海关调查局专门组织了一个学习杨学锁同志专题会，当时在会上，我们局的江波同志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杨学锁的文章，写的是短暂的人生，永恒的精神，来祭奠杨学锁同志。当念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局一个年龄最大的高庆怀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就讲了杨学锁生前的一些事迹，当时真是泣不成声。
这是一位杨学锁生前战友的肺腑之言。
那位专门撰写纪念文章的江波接着说：杨学锁1998年就出现了病情，但他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是在2000年4月份左右到北京检查的时候，被确诊为膀胱癌晚期。当时这个消息对他的同事和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领导关切地将他调回了总关休养，然后他在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的同时，向组织提出了继续工作的愿望，并坚持要回到他工作过的业务一线。他一边做着治疗，一边坚持工作，凭着自身坚强的毅力与病魔做着顽强的斗争。同志们都被他的坚强和乐观所感动。
直到治疗控制不了病情时，2000年底，医生为他实施了手术，但这时候，癌细胞已经无情地扩散了，医生决定采取化疗措施。病痛的折磨，六个疗程的化疗，他面庞消瘦了，头发脱落了，化疗药物导致了他手臂溃烂，血管硬化，水喝不进，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他原本强健的身体垮了，但他心里有一个强烈的信念：病魔摧毁不了人的意志。他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常常疼得大汗淋漓，坐不是，站也不是，也不肯打一针止痛剂，因为他要勇敢而自信地活着，他不想对药品产生依赖。按常理，人病到这样，无论如何要休息，但杨学锁病情稍一稳定，就依然回到了他挚爱的工作岗位。也许由于他对工作满腔热情和对生命的强烈热爱，在经过八个多月的化疗后，回北京放疗时，医生认为他能再站在面前简直是一个奇迹。
放疗的五十多天里，面对医院每天近六百元的住院费，他心疼，关里的钱能省则省。当时，他日益恶化的病情再加上便血，虚弱得已经不能走动，五十多天里，硬是由妻子搀扶着挤车往返于医院和住所之间。关领导一直在关注着他的病情，多次亲自或派人前往看望，当关领导问他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没有要求安排收入不高的妻子，也没有请求照顾尚未成年的女儿，却提出一个多年没有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多么质朴而执着的愿望啊，在很多人以物质和利益衡量一切的今天，这个对于健康生命来说普通的愿望显得不再普通，而追求这个愿望的人，更让我们仰视他灵魂的无私和高尚。
第四部分第八章 草原上的心灵篝火（4）
另一位杨学所生前好友剑桥说：杨学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举动，让我很激动。说句实话，我原先和杨学锁关系是特别好的，在他病重期间，我经常去看他，在他病情稍微好一点时，他也经常去我家。他每次看见我也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入党。
原先我们唠的时候，他说过：哎呀，我这病，癌症也能克服，好的话，活个十年、八年没什么问题。他一直对生活，对人生很乐观。最后他去世的前三天，我去看他，他还跟我开玩笑说，剑桥，看来不是很乐观了。当时我就说了，大家都理解你，你是好样的。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我记得是半夜三点十五，大家把一套崭新的海关制服穿在他的身上。我觉得锁子的一生，无论是他的人格，包括他对工作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
记得有一次下班了，又是下雨天，企业有一批货需要海关查验。他作为科长，这个货也可以安排第二天查验，因为当时没人了。但是锁子跟我说，咱们一起去吧。我们俩还有一个关员冒着雨去了那家企业，等我们验完货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时刻为企业着想，如果那批货第二天验，企业就要耽误一天，造成经济损失。
锁子不管怎么说，都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还有一位杨学锁在查验科时的同事说：我和锁子一起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那时他的病情已经确诊了，而且很严重。关党组征求他的意见，看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他自己提出来要上班，并且提出想回到他原来工作的铁路现场，在一线做具体的货运监管工作。
当时关里人事部门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确实很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查验科的现场覆盖面特别广，监管场特别多，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怕他的身体适应不了。后来我跟他取得了联系，想听听他的想法。那么艰苦的一个岗位，有许多别的岗位可能更适合他。当时他跟我讲，我觉得我能坚持，我的身体没问题，我不想闲着，我想工作。我本来跟他取得联系是想劝他去一个更轻松、更合适的岗位，但听他这么一讲之后，我就跟关里说，我同意他过来。
现场监管的场地不在我们楼内，而在铁路口岸上，每天要进行外出监管、巡视。在我们工作安排上，尽可能的让他在室内做一些内勤的管理工作，但是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比较少，查验组经常派不出人去，货主等着，有时候很着急，这时候他就主动抢着说，我去查验一下吧。他的身体其实很虚弱，半个小时需要去一趟卫生间，化疗也很痛苦，但是他经常这样外出查验，巡视监管，他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抢着去做这些工作。
海关下午五点钟下班，可是在监管现场的关员由于工作任务多，经常回不来，不能正常下班。这个时候我们查验科的科长，都一直坚持着要等关员回来才一起下班，常年形成了惯例，所以经常晚回家。他作为一个副科长，又身患重病，我们大家都让他早一点回去休息，他却要坚持等到外出监管的最后一个关员回来，然后才肯回家。
我觉得杨学锁同志入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实现了他的人生追求，绝不是偶然的。他在平常所做的这些已经达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
查验科科长接着说：2000年9月份，由于身体原因，杨学锁被关里从通辽办事处调回了总关，安排到查验科任副科长。当时我俩是对桌，他对生活的那种热爱和对工作的敬业，深深打动了我。
他从北京看病回来以后，每个季度还要回北京去复查一次，而且每天都要上我们满洲里的医院灌一次药，每天都要灌。灌药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的病也非常疼。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他不好意思吱声，有时候就龇牙咧嘴，是一种痛苦难忍的状态。我就跟他讲，杨科长你休息休息吧，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大家都能够理解，谁也不会和你攀比的。你可以晚点来，早点走，有什么情况，你自己调节一下。
他却一直坚守岗位，从来不迟到早退，即便是疼痛难忍的时候，也从不轻易离岗。尤其是当时我们要实行现场24小时巡查监管，我们夜间要经常的一宿不睡觉，对我们铁路的19个监管现场进行巡查监管。当时他作为副科长，也带领大家进行巡查工作。当时我就跟他讲，看你这种情况，就不要领大家去监管了，由我们来组织安排就行了。但是他都不同意，他总说我没事，没问题，疼痛一忍就过去了。他从来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
第四部分第八章 草原上的心灵篝火（5）
在座谈会上，杨学锁的生前同事和战友都抢着发言，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泪水涌满了他们的眼眶，也湿润了我们的眼睑。我们还见到了一篇纪念杨学锁的文章。从文章的语气看，很像是杨学锁的妻子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