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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辉瑞在全球对于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作为一家有着150年历史的跨国制药公司，辉瑞给业界的第一印象就是霸气十足，其研发投入居全球第一。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 1996～2001 年间，辉瑞的研究人员申请了1 217项新化合物的专利，每项专利花费达1 750万美元；不仅如此，辉瑞不惜成本通过并购获得专利，1999年年底，辉瑞经过激烈的出价大战后，以9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兰伯特公司（WarnerLambert），得到其抗胆固醇药物立普妥（Lipitor）的专利，立普妥2004年的全球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08亿美元，占辉瑞总销售额的20％以上；而辉瑞另一款年销售额逾20亿美元的药物西乐葆（Celebre）则是原属于法玛西亚（Pharmacia）公司的，辉瑞在2003年以600亿美元收购了法玛西亚公司，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专利无疑是辉瑞的生命线，而未来3～5年正值辉瑞新药在中国上市的高峰期，“肯定不得不摆出做老虎的强硬姿态。”陆珩说。事实上，伴随辉瑞在中国投资的加速，辉瑞对待中国专利的态度亦经历了转变的过程。
2001年，辉瑞发现通化一家上市制药公司在大量生产万艾可的仿制药，而且当时这家企业已拿到了药监局的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药品可以合法生产和销售。当时公司内部对于如何处理此事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应该强硬处理，抓住机会杀一儆百；一派认为应该温和处理，和政府进行沟通以解决问题。最后的结果是决策层采取了温和派的主张，通过同药监局进行沟通，促使该企业停止生产。
事过境迁之后，公司从事法务的管理人员和律师还是认为当时公司的做法“太软了”。一位当事人回忆说，4年前温和派占了上风，最后庭外和解，然而两年后所有的销售和经理都反映这样的做法并不解决问题——市场充斥着假冒的万艾可，公司的决策层随后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以严正立场对待专利官司，而在2004年9月万艾可专利无效的判决之后，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汉克·迈克尼尔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愤怒”表示，辉瑞将就裁决提起上诉，而胜算的可能性很大，并称有可能削减未来在中国的投资。
辉瑞中国区法务部是支持采取严厉政策的强硬派代表之一，激进的观点倾向于要把侵权的药厂都抓住。2003年，辉瑞公司通过调查得知江阴有人在制造万艾可的原料粉，后查获原料粉200多公斤，而每公斤原料粉可以制成7 200粒仿制药，仅上海警方近年来就破获类似案件4起。2005年3月，山东警方连续破获两起特大假冒“万艾可”案，查获假冒“万艾可”等各类药物3万余粒，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人民币。
跨国公司的烦恼麻烦制造者（2）
辉瑞甚至在公司内部建立了自己的监督体系，销售人员在正常销售工作之外，还有任务是发现假冒产品，辉瑞和地方药监局成立一个联盟组织，一旦发现假药，经销商和客户可以拿假药去换真药。事实上，对于辉瑞而言，打击假药、延长专利授权并抑制仿制药，更大的威胁在于中国的假药流向国外造成的损失，而辉瑞以“公司力量”的自发监管行动在跨国公司中并不多见。
事实上，辉瑞乃至全球制药业的研发困境让辉瑞不得不攥紧了拳头。近年来，制药公司提交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新药申请总数呈下降的趋势，虽然辉瑞公司2004年的研发投入达到了创纪录的76。8亿美元，平均每周高达1亿多美元，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该公司自行研发成功的新药却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据统计，到2008年，全球大约有30种年销售额10亿美元以上的药品将失去专利保护，而辉瑞很多药品的专利将于几年内到期，比如立普妥是2009年、络活喜和左洛复则是2006年、2007年左右到期，3种药2004年的总销售额达到185亿美元，占公司总销售额的35％左右。
一旦专利到期，仿制药就会合法出现，届时公司利润会大受影响，而对于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试图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稳定的连续增长，开拓像中国这样的新市场将是至关重要的战役，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纰漏无疑让辉瑞压力重重。
接近辉瑞的人士认为，即使态度强硬，但辉瑞并不愚蠢，在中国，辉瑞正在试图找到一条平衡之路。在2001年的那场万艾可纠纷中，如果辉瑞采取强硬立场，就会意味着其与药监局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该药厂已经从药监局得到了许可证，而这是辉瑞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药监局是中国所有制药企业的直接主管部门，外资制药公司若想引入新药，必须得到药监局的许可证和注册号。
而这正是辉瑞的聪明之处，“在中国，所有的国外制药公司对药监局的公关都做得很好。”海南中和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亚平说，他负责主管集团下属的药业公司。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涉及知识产权的决策，“辉瑞绝对不是无序的，更不是随意的。”陆珩说。事实上，在全球一盘大棋局中，辉瑞小心翼翼地衡量每次出招后的风险。辉瑞将法律和公关两大决策权上升到亚太区，甚至全球总部，“中国区只是一个汇报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同时，在做出一种决策之前，辉瑞都会专门组织课题来研究，从市场、研发、公关和法务等各个部门调集人员开会研究相关问题，仔细地评价各种应对措施，以及对下一步决策的影响评估。
在中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辉瑞并非无计可施，即使“辉瑞经常抨击中国政府，但从长期来说，这并不会影响它的在华业绩”，马亚平说。在他看来，辉瑞的产品针对的是高端市场。对于非处方药，质量是关键，而跨国公司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错；而对于处方药，关键在于医院的销售，而这正是辉瑞的强项。
别的销售员来医院大多是向医生讲解所推销药品的好处，辉瑞的推销员一般先说“医生，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吗？”张业炎说。除了一些必要的销售技巧之外，销售员还必须学习包括解剖学和生理学在内的各种课程，辉瑞全球的主要销售策略在于：它希望医生不仅把辉瑞的销售人员当做重要的药品供给来源，而且是最新、最有价值的医药信息的来源。
事实上，辉瑞出色的业绩背后有着令业界为之侧目的销售能力和网络。辉瑞在全球拥有2万名左右的销售人员。与同行相比，辉瑞医药代表的销售电话多出22％，与医生交流的时间高出58％。
虽然万艾可在中国无法令辉瑞像在其他市场盆盈钵满，事实上，辉瑞更看重未来万艾可之后的新药投入。2004年辉瑞在全球的新药有80％在中国上市，而且销售额位居前四位的立普妥、络活喜、左洛复和西乐葆均在中国上市。2004年10月29日，辉瑞投资1。75亿美元在上海设立了辉瑞投资有限公司，此前的累计投资接近5亿美元。
辉瑞的策略是“军队未进，粮草先行”，把前面的障碍先破掉，在中国维持一个很好的专利环境，“它把最好的东西倾巢而出，辉瑞也要搏一下”——在万艾可之后可能有更重要的新药，虽然政府没有资源帮辉瑞抓小偷，但在新药审批上可能会给辉瑞一定利益。
“辉瑞甚至尝到了博弈的甜头”，就像是万艾可，因为只允许在医院销售和假药泛滥，辉瑞在中国只销售了不足60万张处方，而在2004年7月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布万艾可专利无效之后，辉瑞发动了大规模的舆论攻势，9月下旬，中国政府即宣布万艾可进入药店销售。
事实上，不同于辉瑞，更多的跨国药企在中国采取延缓新药进入等更保守的策略。2005年年初，诺华通过收购使旗下的山德士公司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非专利药公司，而诺华全球计划今后大力发展非专利药，而在中国市场，国外品牌的非专利药利润率平均可达40％～60％。这样一来，诺华既可以实现在华业务增长，也可免去知识产权问题的困扰。
而专利药公司辉瑞则无法选择相同路径，延长专利期、延缓仿制药并抵制假药是其最大的商业利益，“如果这个药不是一年卖20亿美元的万艾可，而是一年只卖2亿美元或者更少，辉瑞的态度就会有所差别。”普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炽说。
这就不难理解，还是肯德勒，尽管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如 在喉，在“财富”论坛前两天，他这样对媒体表示辉瑞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计划在未来5年再引进中国20种新药”，而这种引进新药的力度在其他跨国药企并不多见。
跨国公司的烦恼合资基金：鲜花还是陷阱（1）
越来越多的外国基金管理公司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能轻言放弃的市场，但是机会也许在想像中被过度放大了。
这是一个令基金经理们忐忑和焦虑的时刻，持续12个月的股市萎靡足以让最有耐心的人也坐立不安，股市一度跌到千点以下，股权分置试点方案开始推行以后，原来的股票估值系统几乎失去作用。基金经理们甚至都不愿意预测今后基金的业绩了。
这是一个令资本巨头们血脉贲张的时刻，自从2004年年底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49％后，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瑞银集团、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些纵横国际资本市场多年、赫赫有名的金融巨头掀起了新一波基金合资浪潮。
瑞银集团（UBS）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合资的国投瑞银不久前获批，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宣布参股嘉实——最大的合资基金公司诞生，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ICBC）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农行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均在筹备之中，而景顺长城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