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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第三部分《万历十五年》 注释（1）
【注释】
①以下叙述的万历与群众的嫌隙，有关的通史或者专著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孟森著《明代史》第五章《万历之荒怠》，钱穆著《国史大纲》则以为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并引用顾炎武的意见，指出明末道德不振，见册2页501～502。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参见《明代名人传·朱翊钧》。
②关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四百万亩，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如为一人占据，则确属骇人听闻。
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例如日本的中世纪，大地主的各个庄园即由武士管理。以私人而占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当李自成起义，福王并没有能够组织他的武力作有效的抵抗，而是一筹莫展，束手被擒。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考查事实的真相。
万历指令以四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而为二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银3，659两。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
③《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④《神宗实录》页4274、4319。
⑤《神宗实录》页4419～4420。
⑥《神宗实录》页4440～4441。
⑦《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
《万历十五年》 第三部分《万历十五年》 注释（2）
⑧除本章的叙述外，尚可参看《神宗实录》页4457～4470、4777～4781、4787～4788、4949～4953、4957～4959、4963～4968、4982～4985、6765、6772、6787、6789。
⑨《皇明祖训》页28。
⑩《明史》卷113页1472、1475、卷114页1481。
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就提到过这一问题。王锡爵一疏也认为咎在郑氏，见《神宗实录》页4957。
雒于仁一疏具有代表性，见《神宗实录》页4086、4098。
《明史纪事本末》卷66页718、卷67页743～746。
参看《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75。这一类传闻或出杜撰，但史书中多加记载，如《明史》卷114页1483就说王氏“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先拨志始》页2；《明史》卷114页148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卷17页19、孟森著《明代史》页292均曾引用。
《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4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孟森著《明代史》页293；《明代名人传》页210。
参看吴晗著《朱元璋传》，《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315～316、321。
参看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152、185、219、235。这些办法到清代仍被沿用，称为“陋规”，见瞿著Local Government，页26。
《海瑞集》页40。
《国朝献征录》卷17页155～156；《澹园集》卷18页6。
《春明梦馀录》卷34页55；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31；《明史》卷220页2546、卷231页2647；《神宗实录》页3432～3435；《明代名人传》页739。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棣》。
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祁镇、朱祁钰》。
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读者如查阅全部《神宗实录》并特别注意万历与申时行的对话，当可得出这一印象。
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张居正不令其研习书法、第四章申时行劝谏其停止内操的叙述。
《神宗实录》页9746；Samedo，History页78～84；Gouveia，《笔记》第17章。
《神宗实录》页9758。
当时的神父Diego de Pantoja和Sabatino de Ursis曾向朝廷致唁，详Gouveia《笔记》第203节。专家相信Samedo和Gouveia根据同一的原始资料，可能是1614年的Carta Annua。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当参阅葡萄牙Ajuda图书馆所藏文件及罗马天主教的档案。
与宦官掷银为戏，见《酌中志》卷16页115。关于万历吸食大烟，对此问题作考证的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和黎东方《细说明朝》。但笔者从未在原始资料中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这一问题关系到医药史，需要慎重对待。
参见《明史》卷16页113，《皇明经世文编》卷53页5，《细说明朝》页293。
《武宗实录》页742、1981、2807；《明史》卷307页3471。
《万历十五年》 第三部分《万历十五年》 注释（3）
《武宗实录》页2348、2807、3471、3473、3960。
《武宗实录》页2027；《明史》卷186页2172、卷307页3471。
《明史纪事本末》卷43；《明史》卷304；《皇明经世文编》卷97页7～8、卷113页9～11。
正德亲征伯颜猛可，见《明史》卷16页114、卷215页3762，《武宗实录》页2937、2951、2968、2970。两军交战于1517年10月18日。正德自称亲手格杀蒙古兵，见《武宗实录》页3030。《明代名人传·伯颜猛可》的有关叙述与《武宗实录》页2969～2970所载不符。
《武宗实录》页3028～3030。
《武宗实录》页3035～3042。
关于明军在是役的损失，《武宗实录》页2970记：“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史》卷307页3471记：“死者数百人。”
《武宗实录》页3151、3463；《明史》卷190页2220；《国朝献征录》卷15页10、51。
《武宗实录》页3215、3305。
《武宗实录》页3160～3161、3198、3208；《明史》卷190页2220。
《武宗实录》页3271、3404、3471；《明史》卷307页3472；《皇明经世文编》卷171页1～9。舒芬，见《明史》卷179页2102，《继世纪闻》卷95页2。
《武宗实录》页3285；《明史》卷307页3472；《继世纪闻》卷95页2。
《武宗实录》页3318～3322、3324～3326、3329～3330、3332～3344、3347、3352～3354、3363；《明史》卷16页114、115。受杖而死的人数则史籍记载各有不同。又，江彬掌握秘密警察及警卫军，见《继世纪闻》卷96页1～2。
《武宗实录》页3602、3606；《明史》卷16页115。
对于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万历曾经表示不同意，见《神宗实录》页4187；钱穆著《国史大纲》册2页502亦曾对此现象有所指摘。对正德的态度，黎东方著《细说明朝》即持同情的看法，见该书页293。
正德登极时的三位大学士为刘健、李东阳及谢迁，见《明史》卷109页1372。《明代名人传》对此三人均有传。
《明史》卷190页2217、卷307页3472。《世宗实录》页122～123记抄出黄金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此数字过于庞大，恐难尽信。
万历中年以后日形消极，沉潜于释道经籍，见《神宗实录》页6107～6108。对万历的性格持另一看法者为鹿善继。此人为户部官员，因截留万历的金花银作辽东军费被降级外调，但他仍然说皇帝对臣僚过于宽大。见鹿著《认真草》卷1页10。
这在《赐闲堂集》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卷40页7。
《神宗实录》页2402、2795、2870、2929、2981、3147、3215、3241、3463。
《神宗实录》页3664～3668、3680、3690～3691。
《神宗实录》页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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