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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
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
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
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
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 ※ ※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
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
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
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
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
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
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
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
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
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
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
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
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
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意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
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
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
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
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
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
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
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
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
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
—”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
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
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
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
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