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
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
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
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
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
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
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
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
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
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
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
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
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
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
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
爬过来。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
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
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
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
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
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 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
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
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
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
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
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
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
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
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
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
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
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
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
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 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
“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
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
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
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
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 ” 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
“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
我也没什么资金， 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 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
“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
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
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
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
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
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
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
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7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
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
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
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
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
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
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
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
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
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
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
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8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床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
“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