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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
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
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
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
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
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
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
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
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
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
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
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
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
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
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
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
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
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
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
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
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
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
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
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
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
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
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
“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
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
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
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
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
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
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
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
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
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
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
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
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
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
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
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
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
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
围着方桌打麻将， 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
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
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
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
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
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 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