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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靠河边的一间仓库内，李冬冬置酒给李延庆接风洗尘，他给李延庆斟了一杯酒，叹口气道：“之前解散粮行我分到三千贯钱，加上之前分得一千贯钱，前前后后一共拿到四千贯钱，可这四千贯钱我自己只得了一千贯，其他三千贯都被刘家拿走了。
那家桥头酒肆就是我老丈人用两千贯钱盘下，原来叫做天波酒馆，被他们改名叫老刘家酒楼，黑心加宰客，老酒客全部吓跑了，现在亏得一塌糊涂，昨天刘大说要盘给我，只要五百贯钱，我便信以为真，结果呢？”
“结果发现只是诱引你过去？”
李冬冬摇摇头，“倒不是诱引我，刘大确实要卖酒楼，而且也只要五百贯钱，但他有附加条件，要把我蚊香和防蚊液的配方一起给他，我不肯，他就要强买强卖了，把我关在地窖里，说十天后给我收尸！”
李延庆不解地问道：“他怎么会知道蚊香和防蚊液？”
“还不是我浑家所谓孝心惹的祸？”
李冬冬恨恨道：“去年我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做出来，但天已经冷了，只好把一些存货留到今年来卖，结果浑家偷偷拿了一点给她父亲用，那个老钱眼立刻意识到可以赚大钱，便天天来找我，说准备把钱还给我，又答应把我儿子恢复李姓，我根本就不信他的话。
后来他生了一场病，没有精力管这件事了，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结果他两个儿子不择手段威逼我，今天的情形你也看到了。”
李延庆抬头打量了一下房间，笑问道：“这就是从前的粮食仓库吧？”
“这座仓库的租金两年一付，我们去年年初才付过，要明年这个时候才到期，你父亲的意思，新的李氏商行还是先定在这里，这里的水运非常便利，不过。。。。。。我有点想换地方了。”
“你是担心刘氏兄弟？”
李冬冬点点头，“我若把这里当做仓库，存放的货物会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这个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说到这，李冬冬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眼中射出决然的目光，咬牙切齿道：“我李冬冬绝不做刘家的影子，我要做自己的事业，刘家休想再控制我！”
李冬冬的想法正合李延庆的心意，他虽然是昨天才抵达京城，但一些最起码的常识他也明白，他们要做的蚊香、防蚊液属于中档产业，不敢说去御街开店，但至少也要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区。
这里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所住的人大多是底层民众，他们宁愿买两文钱一根的艾绳，也不会卖五文钱一盘的蚊香，更何况他将来还想做香皂、牙膏之类的产品。
“你们打算在哪里开店？”
“我倒找到一个店铺，在新桥，靠近太学那边，属于前店后坊，本想等你父亲回来再商量，不过既然你已到京城，那么就由你来决定好了。”
李延庆欣然笑道：“现在还不到中午，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你。。。。。你不去你爹爹的住处看看吗？”
李延庆的表情有点不自然，他当然明白李冬冬的意思，他也是不久前从李大印那里得到的消息，父亲在安阳时身边就有一个女人，是一个寡妇，虽然没有迎娶，但已经跟他三年了，巴蜀简州人，这也是他父亲为什么要去巴蜀的原因。
这件事老家主李文佑知道，李冬冬知道，伙计李延彪知道，唯独自己被蒙在鼓里，当然，李延庆也理解父亲为什么要隐瞒住自己，他是怕自己反对。
李延庆知道这件事后确实很生气，但他并不是生气父亲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他完全能理解，父亲确实需要一个女人照顾，但父亲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还隐瞒了整整三年，李延庆着实为此深感不满。
李延庆沉默片刻道：“还是先去看店铺吧！”
。。。。。。。。
天波桥在汴京的西北，而新桥则在汴京南面，南靠蔡河，距离汴京最繁华的御街只有两里路，这一带有两个瓦舍，是汴京四大商业中心之一。
李冬冬看中的这家店位于新桥北桥头，这一带集中了两百余家商肆，人气十分旺盛，是开店的绝佳市口。
“这家店主原是我刚来京城时的老东家，姓万，也是我们相州人，老家在安阳县，那时他在新宋门附近开了一家酒馆，后来他将酒馆卖了，又在新桥买下这家店铺做脂粉生意，做了快十年了，在京城提起月宫脂粉，颇有点名气，虽然不是最好，但也能排进前十。”
“做了十年，他为什么要卖店？”
“十年前他唯一的儿子犯了死罪，为了救儿子，他把生意兴隆的酒楼卖了，上下打点，长子总算由死罪变成了流放岭南十年，剩下的钱他就买了这座店铺，两个月前传来消息，他儿子在家乡喝醉酒，失足坠河死了，两老口悲痛万分，便不想做生意了，把店卖了，回家乡买地陪儿子终老。”
李延庆点点头，又问道：“他开价多少？”
“一口价三千贯，或者两千五百两银子，这可是连地皮房屋一起卖的，占地一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
“这么给你说吧！十亩以上美宅，地段好一点，那就要十万贯起价了，普通一亩地民宅，好地段一万贯，新桥那边至少要五六千贯。”
李延庆吓了一跳，“那卖三千贯岂不是只要半价？”
“是啊！据我所知，他十年前花了两千八百贯从亲戚手中买下这座店铺，他基本上是按原价卖出，我觉得光这个脂粉招牌就要价值上千贯。”
李延庆心中着实怀疑，天上哪里会掉这种馅饼？
李冬冬却误会了，以为李延庆是担心店铺会不会已经卖掉，他连忙道：“我昨天还来看过，老东主对我不错，他答应给我保留五天，我就在等你父亲来做决定。”
李延庆不想解释，便笑问道：“那冬哥自己买房了吗？”
李冬冬吓一跳，慌忙摆手，“我哪里买得起，我一直租房子，最早是租我岳父的一间破屋，月租两贯钱，后来我改租店宅务的房子，也就是公房，我开茶棚交税和差役钱较多，被定为四等户，可以租两间公房，月租八百六十文。”
李延庆倒也知道一点情况，大宋户籍分为乡村户和坊廓户，相当于后世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村交田赋，城市交户税，免役钱城市乡村都要交。
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根据财产来评定户等级，乡村财产是指农田，城市财产是指房产，财产越多等级就越高，自然交的税赋就越多，免役钱也越多。
李大器最穷困潦倒之时没有交税是因为他没有田产，典型的无产阶级，不仅不用交田税，连每年交的免役钱也是最低的一档，算是朝廷对最穷困人口的一种福利。
但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财富观念都很重，尤其是宋朝，乡村人热衷于买田，城市人热衷于买房，主要是子女多，所以必须积攒更多的财富，让子孙后代的生活能好一点。
但财产越多，税赋和免役钱也就越多，对所有家庭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城里人为了多买房且少交税，大家都想尽办法藏匿房产，最典型的办法是做阴阳契约，报给官府用假契约，尽量把房产数量降低，明明交易面积是一亩地，却在官府备案成一分地，把财产藏匿了。
但这样做的风险也很大，相国吕惠卿推行‘手实法’，要求各家各户自行按实申报，并鼓励街坊邻居揭发：‘非器、田谷而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
一旦藏匿财产被人揭发，藏匿的房产会被没收拍卖，揭发人可以得到三成奖励。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当官，考上举人就能免税免役，什么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宋朝人拼命送孩子去读书，热衷于考功名，这里面有着很现实的利益考虑。
但汴京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后世的国际大都市，不得不管理得异常严格，毫不容情，否则怎么容得下近两百万人口。
汴京首先也是看房产，在汴京有房产叫做主户，没房产叫做客户，也就是流动人口，主户没有什么限制，有多少房就住多少，只要不偷税漏税就不管。
但客户的限制就极为严格，不是你想租几间房就可以租几间房，朝廷首先把客户划为五等，每等客户都有规定的住房标准。
流动人口刚到汴京最初都会被默认为第五等户，一户人家只允许租一间房。
要想多住几间房就得开店交税，店开得越大，税交得越多，认证的等级也就越高，实在不行就开个小茶棚，官府便认证你为四等户，可以住两间屋了，不过户税和免役钱也要翻倍。
所以绝大部分底层人家都只能住一间屋，朝廷修建了大量公房出租，每间月租四百三十文，但一家人月收入最低也是三千文，所以基本上都负担得起。
否则以汴京寸土寸金，底层人哪有容身之处？如果违规多住房子，一旦被人举报，公租房则取消租房资格，私房则重罚房东，让房东得不偿失。
当然公租房的居住条件都不太好，拥挤嘈杂，环境脏乱，想住好一点，那就去租私房，房租虽然贵一点，但房东有很多办法来弥补，比如开间大，平时用布帘一拉或者屏风一隔就成了两间。
再比如还有庭院，如果人口多便可在庭院内搭一顶帐篷，舒适性和公租房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商铺不在限制范围，可以租商铺来居住，只是一个月十贯八贯的租金普通人家也负担不起，真正有钱人又何必租商铺居住，直接买房子成主户，就不受任何限制了。
。。。。。。
这时，李冬冬稍微靠近李延庆，笑眯眯道：“你是相州解元，可以评到一等户，我的意思是你用自己的身份把房子租下来，你父亲就可以住五间屋了，至于你嘛！可以住太学，太学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