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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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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自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当时诗人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潘岳最为著名。陆机是吴国高级士族(陆抗子),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太康未来洛阳,与权贵贾谧亲善,参与二十四友之列。贾谧死后,又依附司马颖,为司马颖率大军攻司马颙,终于被谗为司马颖所杀。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领,贾谧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贾谧出门,潘岳望见便跪拜。司马伦杀贾谧,并杀潘岳。陆机潘岳热中仕进,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过,所作诗篇,文辞华美,把卑污性格掩饰得不露形迹,《文选》所录如陆机《乐府诗》,潘岳《悼亡诗》,就诗而论,确是清新可诵,《诗品》列潘陆为上品,还是恰当的。
  西晋赋的成就比诗更大。左思《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尤为巨著。《三都赋·自序》称“其山川城邑,则稽(考)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杰)长者,莫非其旧。……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非)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为了博采材料、核实事物,积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赋,相信赋中除去文学上夸饰部分,所记事物大体是真实的。张华称《三都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就是因为它是写实的作品。三国分裂数十年,从这篇叙述各方面的大赋里,推知三国时期经济恢复的状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未备,不只是辞藻壮丽而已。左思专心学问,不参加内乱。他的《咏史诗》最后四句:“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他的性格优于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赋》以外,陆机《文赋》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文赋》叙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详,可谓曲尽其妙。相传陆机二十岁作《文赋》,想见当他年轻时,已经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奥。《诗品》说他“尚规矩”,就是说,陆机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从深处难处得来,并不依恃才大而轻率从事。潘岳热中已极,在《闲居》、《秋兴》二赋中,却表现得极为清凉安闲。又《射雉》、《笙》二赋,描写物情,细致入微。单就文辞来说,潘岳赋确是风流调达,与陆机异曲同工,并为一代高手。
  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具备各种文体,按文体论其优劣,是王逸《楚辞》以后规模更大的文章总集。书已亡快,残文中还保存一些他的论点,如论赋的四过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立论大意在以事实情义为主,不尚浮丽虚伪。这些虽是传统常谈,但对当时文风却也算是一种批判。
  建安以来,骈体文盛行。陆机《文赋》提倡音节(声音迭代)、对偶(形影相偶),推动骈文又进一步的发展。夏侯湛仿《周诰》体裁,作《昆弟诰》一篇,和骈文对立。此后凡反对骈文,必模拟《周诰》,事实上两种文体都离口语极远,都不合实际应用。到了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体,才在文学上夺得了一部分地位,因为古文比起骈文四六来,终究较接近于口语。骈文与散文的斗争,从西晋开始,夏侯湛《昆弟诰》是这个开始的标志。虽然它本身是复古主义的死语言,但它的趋向却是近乎正确的。
  东汉时立碑极滥,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下诏废禁,自后墓志铭代碑文而兴起。墓志叙述死者事迹,有些可补史证史,同是谀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原始儒学含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首)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遭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首)的反对,终于无所成就。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西汉景帝时,发现孔子宅墙壁中所藏《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注家分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但《史记》所录《尚书》诸篇,仅《殷本纪》载《汤诰》百余字,《周本纪》、《齐世家》载《泰誓》若干语,或是《孔壁尚书》遗文,其余不出《今文尚书》范围。十六篇大抵是些断篇残简,因之汉世不曾流传。魏晋时出现伪《古文尚书》,托名孔安国作传(注),并新添二十五篇。《孔传》和新篇或疑是王肃所造,或说是郑冲(与王肃同时人)所传。按王肃专造伪书(如《孔丛子》、《孔子家语》),郑冲是无耻官僚(晋太傅),为了求宠,很可能传授王肃的伪书。晋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书》孔氏,足见东晋梅赜只是献伪书,不是自造伪书。自梅赜献伪书,一直被认为真孔壁古文而流传下来,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证明它是伪书。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箍,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三 史学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魏安冢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十三篇,记夏朝以来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纪年》所记诸事与经传大略相同。重要不同处有下列几件事:夏朝历年比商朝多;夏王启杀益;商王太甲杀伊尹;商王文丁杀周君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寿百岁;周厉王出奔,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传闻有异,《纪年》与经传古史都可以备一说。《纪年》以外,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诸书共数十篇。竹书文字用漆书写,称为蝌蚪文,与秦篆不同,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死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卫恒束晰是有功的。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至迟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图。《尚书·洛诰》载周公经营洛邑,制洛邑图献给周成王。战国时制图术又有进步,《管子·地图篇》说地图要具备地形、距离、经济等条件。西晋朝廷所藏,只有汉朝舆图及括地诸杂图。这种地图都只有粗形,极不精审。二七一年,裴秀创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结束了以前制地图的原始状态。裴秀在《序文》里指出制图要有六体:(一)分率(计里画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势有高下);(五)方邪(方谓道路如矩之钩,邪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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