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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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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得自己选用。这些国王各拥大批徒党,有机会就可以起兵作乱。
  晋武帝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国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 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邵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之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级士族还必须有适当的官职。不受封的和中下级士族也必须有官职。当时朝廷为安置士族,大量设官,都督增至十个。州陆续增设到二十个,郡县增设更多,将军多至二十余,此外还有杂号将军。这种文武官职,只能给予高级士族或某些中级士族,大多数中下级士族,无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职里来。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着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机会反对高级士族。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花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输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
第二节 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杀夺与滥赏,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则是一致的。下面举一些事例,说明这个集团的极度腐朽。
  贪财——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象汉朝那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难,替别人舂米取酬费,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难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惠帝时,鲁褒作《钱神论》,描述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取法)其方(坤),外则其圆(乾)……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入紫闼(宫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饯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权贵)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财是实际欲望和自利的神,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他们有了钱财,就有神保佑他们达到纵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女五千人。晋宫中有女一万人以上。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
  奢侈——晋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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