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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无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辽东割据者公孙度要流亡名士王烈做官，王烈不愿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士族看商贾是秽人，绝不允许商贾和一般下层豪强参加政权。曹操用人，“不拘微贱”，这自然要引起士族的不安。赤壁战前，鲁肃功孙权抗曹操，说，象我鲁肃这样的人，投降了曹操，他会把我送还本乡，评品等第，给个小吏做，慢慢升迁做州郡官。曹操得荆州，令韩嵩评品荆州士人优劣。东汉末年，士人分品做官，似乎已成惯例。二二○年，曹操死，子曹丕继王位。曹丕听从拥曹派士族陈群的建议，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各州设大中正宫，各郡县设小中正官，评品本州本郡本县士人的等第。做大小中正官的人自然是高级士族和一些中级士族，他们荐举做官的人，自然也是高级中级士族。微贱人被排摈不能入品，低级士族只能列在下品。曹丕和高级中级士族进行了交换，从此不再有拥汉派。当年，曹丕取消汉献帝的皇帝名号，用禅让的方式自称魏皇帝（魏文帝）。
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自称汉皇帝。二二二年，孙权自称吴王；二二九年，吴王孙权自称吴皇帝。
三国分立事，另节说明。
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条线索的一个方面，即地主阶级方面，为了争夺统治权，不断地进行着内部斗争。这种内部斗争往往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里的主要特征，严重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阶级斗争（渗杂着各族间斗争）因而愈益复杂化。自秦汉迄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由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第一步是无市籍地主与有市籍地主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开始于秦，发展于西汉，猛烈冲突于东汉，结果是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其惨重的大破坏。第二步是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标志着代表无市籍地主的士族战胜了有市籍地主，同时高级士族开始了对中级士族的压迫并排摈低级士族。中级低级士族代表中小地主，人数最多，而且才能之士也多在这个大士人群里产生，他们被压迫和被排斥，无市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激化深化了。结果是西晋统一政权迅速崩溃，在中级低级士族与豪强势力结合下，出现十六国大混乱的局面，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毁灭性的长期大破坏。
第四节 经济概状
东汉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在西汉的基础上续有进步。手工业的进步尤为显著，好些重大的发明，记录在东汉以及三国的史书里。
农 业
牛耕——西汉后期，黄河流域用牛耕田，已经相当普遍。东汉时牛与农业的关系更见重要。《后汉书》开始有牛疫的记载，如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诏书里说，近年来牛多疫死，垦田减少，谷价颇贵，穷人流亡。西汉时偷马要处死刑，偷牛只是照普通偷窃加重治罪。东汉杀自己的牛和偷别人的牛都处死刑，可见牛的重要。汉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亩因而年年增辟。汉明帝时，王景做庐江太守，也因兴水利和教用牛犁，境内富饶。庐江地近，用牛却在后，九真路远，用牛较在前，说明牛耕法的推广是偶然的缓慢的，但也说明在逐渐向外地推广。整个看来，东汉农业技术比西汉是进步得多。
水利——东汉水利大抵修复西汉旧渠，少有新创，但卓越的水利工程家仍屡见记载。王莽时（公元一一年）黄河在魏郡（治邺）决口，河道南徙，改从千乘（山东利津县）入海。河水侵入汴渠（东汉僧运的要道），兖豫两州连年遭水灾。汉明帝耀用王景（公元六九年），发民卒数十万人治河。王景测量地势，开凿山阜，建立水门，自荥阳至千乘口筑堤长千余里，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从此汴渠得安流运漕，黄河受南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击沙土通流入海（至一○四八年才又改道），幽冀兖豫四州得免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是东汉人民和自然界作斗争的一次大胜利。汉顺帝时（一四一年）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山阴两县（浙江绍兴县）治镜湖（又称鉴湖），筑大堤周围三百五十余里，灌溉民田九千余顷。马臻以后，会稽山阴千余年没有大的水旱灾。长江下游的水利事业，马臻是光辉的创始人。东汉末年，曹操为适合军事运输和农田灌溉的需要，大开河渠，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交通比前更便利。又在河北开 平虏、泉州两渠，接连海上运输，控制了割据辽河流域 的公孙氏和塞外乌桓族。三国分立，北方水利常在兴 修，成为恢复生产消灭蜀吴的一个重要因素。
垦田——东汉史书保存着九个户口记录、五个垦 田记录。这些数字是根据当时口赋、算赋、更赋、田租 推测出来的约数，当然不能是准确的，但也不是全是虚 构。户口数和垦田数列如下：
汉桓帝时的户数显有错误，《晋书·地理志》所记 户数一○、六七七、九六○，口数五六、四七六、八五六， 或比较可靠。
自汉光武帝到汉和帝，户口继续在上升，垦田自然也在扩大。东汉户数一般在千万户左右，垦田数一般在七百万顷左右。垦田汉和帝时达到高峰，户数汉桓帝时达到高峰，这些数字固然未必确实，但也可见田数与口数差额在增大，农民破产失业的痛苦在加剧。崔寔（汉桓帝时人）《政论》里说：当今青徐究冀四州人稠土狭，田亩不够使用；关中和凉幽二州以及内附近郡都是土旷人稀，良田荒弃不开垦。依据崔寔所说，衰落的地区有西汉最饶富的关中，有南匈奴内附后作为居住地的并州和边患频繁的凉幽二州。纵然江南和益州有些发展，并不能抵补关中等地的衰落，东汉农业繁盛的地区，实际只有豫冀究徐青五州和司隶的一部分，豪强大混斗恰恰就在这些繁盛地区里进行，这就可以想见这一次大破坏是何等严重。
创造性的手工业
东汉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这和两汉四百年政治的统一，文化的积累是不可分的。从实物与文字记载里看到的重要创造有下列几种。
纸——两汉学校发达，经学又极烦琐，士人录写大量经传师说，竹简重，缣帛贵，很自然的需要一种代用品，纸就在这个需要下产生了。《汉书·外戚·赵飞燕传》载有一种可以写字叫做“赫蹄”（赫音细xì）的东西。应劭（东汉人）说是薄小纸，盂康（三国魏人）说是染赤色纸。如果应、孟所说不误，是汉成帝时已经有纸。当时既能制薄小纸，也就迟早会制较厚较大的纸。应劭《风俗通》说：汉光武帝迁都洛阳，载素（帛）简（竹）纸书共二千车。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赐给贾逵用竹简写的和用纸写的《春秋左氏传》各一套。如果这些记载不误，是汉和帝以前早已用纸写书了。一○二年（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立邓皇后。邓皇后禁绝郡国献珍玩，但令供纸墨。邓皇后倡导节俭，不应让郡国献缣帛，这里所说的纸显然是指比缣帛价廉的那种纸。蔡伦当时正做尚方令（掌制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邓皇后的影响，专心制造更合用更廉价的纸。原来造纸原料用絮，絮是冬衣用旧了的丝绵（如后世冬衣用棉花），用絮造纸（可看《说文》系部絮字纸字及段玉裁注），自然比缣帛价廉。蔡伦改用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作原料，不仅纸价更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广更易，因此天下莫不采用他的新方法，称为蔡侯纸。《后汉书》说蔡伦以前缣帛叫做纸，意在推崇蔡伦的创造，其实蔡伦以前有纸，丝毫也不曾减少这个伟大创造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的纸才能代替竹简和缣帛。一○五年（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改进造纸方法成功，这应是人类文化史上值得欢欣的一年。建安时，左伯能作纸，精细有光，造纸术又前进一步。
瓷器——商朝已发明制釉。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一件豆青釉布纹陶尊，全身内外都加釉。洛阳出土西周灰青釉陶豆两件。战国时有质胎近瓷的带釉陶器。显示商周以来由陶变瓷的趋势。战国时能制瓦，两汉又能制砖。两汉有些砖瓦坚硬近于天然石，足见烧窑技术在进步。烧窑技术应用到陶器制造上，就会有早期瓷器的创造。西汉邹阳《酒赋》（伪书《西京杂记》引）里始见瓷字。河南板桥水库和洛阳都有西汉四耳罐和盘的出土，河南信阳东汉墓中也发现过青瓷壶、洗、杯、碗等物，证明两汉确有瓷器。这种质地坚细外加彩色釉药的器物，已从陶器跃进到瓷器的范围内，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的瓷器，意义却是重大的。瓷器对古代残留的铜器陶器进行了革命，给手工业开出一条宽广的新道路，同纸一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大创造。
阳燧——战国时能制造壁琉璃，长沙楚墓中有蓝琉璃珥，彩琉璃球，质地非常精美。东汉时进步到能制厚玻璃。王充《论衡》说：方士熔炼五种石块，铸成阳燧，可在日光下取火。西汉以前阳燧用铜制，东汉始用玻璃。由于方士故作神奇，说是要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造才能有效，所以熔炼法流传不广，制玻璃业不能发展。
织花机——公元五九年，汉明帝率群臣祭汉光武帝，群臣衣裳都用五彩花纹很复杂的织成品。西汉织工在研究织花机，汉哀帝时还没有完成，汉明帝时确实制成织花机了，这是纺织手工业的大进步。魏明帝时博士马钧改良织绫机，省工省时，花纹更精。
铁钉——铁钉的使用，似开始于制棺的棺钉。王符（汉安帝时人）《潜夫论》里说，制造棺材要用钉。有了铁钉，建筑造船等业增加一种必要的用具，技术上可以前进一步。
火井——西汉未扬雄作《蜀都赋》，没有说火井。西晋初左思作《蜀都赋》，始有“火井沈荧（火在井中）于幽泉”的话。可见利用火井煮盐是在东汉或三国时期。用柴火煮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