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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广阔的前途，古文作为载道之器，依附儒学，同样得到广阔的前途。韩愈和他同派的古文作者，顺着这个趋势，也就在文化史上得到卓越的地位。柳宗元想在儒佛之间做个调和派，没有顺着这个趋势。以文相比，固然与韩愈功力相敌，难分高下，但以道相比，成就上不能不处于较韩为次的位置。
韩柳二人推动古文运动达最高峰，犹之李杜二人推动唐诗达最高峰，唐朝文化史内容至为丰富，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却无过于韩柳李杜四人的文学活动，古文运动在语言上是要使用较近口头语言（当然，距离口头语言还是很远）来代替骈四俪六废话成堆的近体文，这是进步的。在思想上是依据汉民族传统的封建学说——儒学来排斥天竺传来满口撒谎、怪僻险贼、以地狱受苦相威胁、以享受极乐相诱惑的佛教，李节《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明白指出“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农民）将纷纷而群起矣”。佛教因果报应之说是农民起义的思想障碍，儒者攻佛，虽然决不是赞成农民起义，但客观上起着破除佛教思想障碍的作用，也就应该承认攻佛的必要性。生在隋唐时则，坐视佛教广泛流毒，无动于衷的人，非贪人败类，即毫无心肝，形同木石。古文运动具备反佛的性格，就是挺身而出，为民除害的性格，所以值得珍视。
古文运动的巨大作用，上文已经说了，这里还得说明古文运动还促进了传奇小说与俗讲变文的新发展。
唐德宗唐宪宗统治时期，即韩愈及柳宗元倡导古文时期，传奇小说随着古文的盛行，也在文苑中开辟自己的途径。韩愈作《毛颖传》，完全出于虚构，文士为之震惊。张籍在韩门被当作传道的学徒，张籍《与韩愈书》，责备韩愈的行为不合圣人之道。所谓不合就是指韩愈喜作驳杂无实之文，又喜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驳杂无实之文即《毛颖传》一类的小说文。韩愈提倡圣人之道，他的门徒如张籍等人便沾染迂腐气，有似宋儒程朱派道学家。其实韩愈行圣人之道，在于他敢冒死罪，依儒学攻击佛老，攻击不合所谓圣道的异端邪说，就是合乎圣人之道，至于博塞，只要不是专为竞财，也并不害道。韩愈《答张籍书》里自辩说“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韩愈不必好酒色，好声色却是事实。《听颖师弹琴》诗，可知他深知琴趣。张籍《哭退之》诗“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爱好声色并不害圣人之道，不过因为好声色，以至服硫黄而死，那就害身又害道了。柳宗元集中有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篇里说“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又《与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毛颖传》，有些人“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文章说的是什么，还举不出来，便独自大笑，这不是庸夫俗子是什么！有些人如杨诲之拿着《毛颖传》抄本送给远处人看，这也是柳宗元恐世人非之的世俗人。《毛颖传》影响之大，可以从庸俗人的大惊小怪中看出来。柳宗元抬出前圣不必罪诽，作数百言来替韩愈辩护，这也说明庸俗人惊怪失常，不得不出而声辩。从传道的张籍到独自大笑的庸夫俗子，都反对韩愈用古文体作小说，足见韩愈是唐朝小说文的有力提倡者，不然，不会引起世俗人这样的少见多怪。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自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凡是有新创造，必然要遭受庸夫俗子的惊怪和笑且排，孪汉所说韩愈的坚决态度，就是对付庸俗人最正确的态度。
以古文体作小说，虽然不是韩愈首创，但经韩柳二名公的提倡，近体文的小说不免失色退避。韩愈所作《圬（音污wū）者王承福传》，柳宗元所作《种树郭橐驼传》，比不上《毛颖传》的完全出于虚构，但文中议论，无疑是作者所幻设。至于柳宗元作《河间传》，拟《毛颖传》而虚构的程度更高，几乎类似《水浒传》描写潘巧云、潘金莲的事情。韩愈作《毛颖传》是用以戏谑，《河间》则是柳用以对某些人发泄怨恨。韩柳古文名家都做小说文，影响当然很大，前时惊而笑且排的人，有些也翕然随以定，学着做古文小说了。庙时士人求进士第，带着自己诗赋的选本，写成一卷，称为行卷，投献当世显达，过几天再投献新卷，称为温卷，提醒显达，免被遗忘。如果得到显达的赏识，替士人向主试官揄扬，及第的可能就增大，第二次投卷，为引起显达的兴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显达容易看完。唐朝留下大量短篇小说，如牛僧孺爱看志怪的小说，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献行卷，题材多取鬼怪事，编起来成《幽怪录》一书。宋初编纂《太平广记》五百卷，其中很多采自唐人小说。小说所叙述的故事，由作者随意幻设，不必顾及事实，可以显出作者的史才、诗笔和议论，小说与科举发生联系，这就日趋发达，不再是被人攻击的驳杂无实之说了。
传奇文叙述奇人奇事，也是古文的一种副产品，与小说为同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彩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传奇文大抵写男女相悦之事，情节委曲，哀感动人，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唐传奇中的奇人奇事发展成为元人杂剧和明人南曲，可称愈变愈高，追溯起源，还得归功于唐朝的古文运动。传奇的作者虽多，最著名的作者要推元稹和李公佐二人，影响最大的作品要算元稹所作《莺莺传》和李朝威所作《柳毅传》。
大小佛寺是大小秃头地主作恶的巢穴，寺主戴着慈悲的假面具，对劳动民众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就韩愈时期来说，统治阶级以唐宪宗为代表的大部分，为了求福免灾，不惜祸国殃民，这类人叫做佞佛的愚夫愚归；佛教发达就是仰仗这部分愚人的支持。以韩愈为代表的小部分，是无所畏惧的反佛豪杰。劳动民众与统治阶级相反，小部分佞佛，大部分反佛，至少是反佛寺的。唐武宗下诏灭佛，派四个御史分行天下去督察，御史的驿马还没有出潼关，天下寺院连屋基都已经犁平了。这当然不是州县官都有韩愈的识见，而是天下大部分百姓厌恶佛寺己到极点，一有诏书，便动手拆毁剿灭。韩愈反佛多年，死后，唐文宗唐武宗相继反佛，反佛势力在韩愈倡导下，统治阶级也有一部分起来响应，足见古文运动对佛教起着重大的打击作用。佛教要保存已得的利益，必然设法反抗。韩愈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古文宣扬儒学反对佛教，佛教徒用更接近口语的俗讲变文，来争取广大信徒保护佛教。
佛教从来就利用呗赞，不过专用未警醒僧徒夜深想睡眠，未曾写成通俗文辞作传教手段。唐高宗时，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篇（书成于六六八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其中呗赞篇并无俗讲名目，大概佛徒感到古文运动的压力，改良呗赞，变成有说有唱的话本，“说”用的是散文，“唱”自然用的是韵文，唱韵文时还用音乐伴唱，这也是天竺传来的老办法，变文唱辞上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音乐的平调、侧调或断金调。
韩愈古诗有《华山女》一篇，写佛道两教斗俗讲的情形，诗里先说“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佛徒讲的很成功。“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显然道士失败了。华山女儿生有“白咽红颊长眉青”的一副好容貌，她升座演法（当然用道教话本），听讲佛经的人都跑过来，众寺人迹扫除绝，道观却出现“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的盛况。一个年轻女儿就可以驱散众寺听众，足见佛教的根基也不过如此。佛教要在儒道两种压力下，谋求生存，必须不断提高俗讲技术。要吸引听众，除了一部分专为宣扬佛教，此外还加讲劝孝以及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秋胡、伍子胥、王陵、季布、王昭君、张义潮、张惟深等等变文，佛教特长之一是善于扯无边的大谎，这其中含有丰富的想象力。两卷本的《维摩诘经》可以敷衍成为数十万言的《维摩变文》，驾空腾说，蔓延而有头绪，这套技术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是较为缺乏的。这给后来创造话本和白话小说等多种新文体以根本的启示，应该承认佛教的俗讲变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
变的意思是变原样，依照佛经所说，作成绘画的形状，叫做变相。如店玄宗时（七三六年）吴道玄于景公寺画地狱变，京城人很多去参观，都吓得不敢吃肉饮酒，市上肉店酒店没有生意可做，只好关门歇业。这幅地狱变一定比佛经描写的地狱更可怕万分，否则不会使人看了不敢吃肉饮酒。吴道玄在佛经所说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画出许多残忍的酷刑，把佛经的原样变了。变文也是一样，例如《维摩诘经》原只两卷，变成变文，多至数十万字，比原文加增三四十倍，这其中必然要加入俗讲僧自己想象出来的话。唐文宗时有一个最著名的俗讲僧，名叫文溆（音序xù），唐人记载他的俗讲说“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意思是说为了适合俗听，佛经原样变得太大了，不为保守的佛教徒所赞许。文淑进行俗讲活动二十余年，几次被流放，几次被召回，说明有些佛徒憎恶他变佛经原样过大，有些人喜爱他的演唱宛畅悦耳。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