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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孪商隐才自己认输，不敢再说“不惮牵牛妒”，改变为力谋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释旧恨。令狐绹旧恨极深，任宰相十年，始终怀恨，李商隐寄托忧愤的艳体诗，很多是为令狐绚无情的报复而作的。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忧伤无聊，一部分艳体诗是为悼亡而作的。八五二年，孪商隐又失幕职，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学博士。接着，柳仲郢聘他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职。居郑州充柳仲郢属宫。八五八年，这个晚唐最大诗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岁、在朋党倾轧中抑郁穷困地死去了。他的才学和遭遇，使他的诗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读书极博，收集资料极富，所得材料，分类汇编，如《金钥》分帝室、职官、岁时、州府等类，又有《杂纂》，专收集俗语和鄙事，又有《蜀尔雅》，专采蜀语。他分类收集的手册为数想必不少，这些都是作诗文的材料。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细，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检原书，陈列左右，仔细核对，别人说他是獭祭鱼，其实这是引书用事的基本方法，獭祭鱼并不可讥。因为他蓄材丰富，用材仔细，所以他的诗文都是用事精切，属对致密，形式之美，少有伦比。不少人专学他形式之美的诗，衍为北宋初期的西昆体，造句细碎，意义晦涩，欧阳修起来，才推翻西昆体。李商隐诗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是李商隐诗的副作用。李诗本身却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满怀怨愤不能不说，又不敢直说，他说话真是讳莫如深，意思在隐约有无之中。三国魏末，阮籍处在要说却不敢直说的困境中，作《咏怀》诗，《诗品》评它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达到微而显的最高境界。李商隐处境与阮籍相似，所作隐语诗是《咏怀》诗的更进一步发展。葛常之《韵语阳秋》说“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又一诗话家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些话都说得中肯，李商隐诗与阮籍《咏怀》诗同样心情危苦，言语委曲。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侧，许多诗被说成才人浪子厚颜说淫亵话。李诗所有艳情昵语绝大部分是用隐语来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给予深切的同情。《骄儿》诗自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 cuì）欲四十，无肉喂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他对读书如此厌弃，可见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诗并不是全属寓言，他也有语意完全明朗的诗篇，如《韩碑篇》，宛然是韩愈的笔法，讽刺唐敬宗荒淫诸篇，也并非晦涩，只有牵涉到朋党嫌疑或闺房的诗篇，才是讳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李商隐诗严格遵守了杜甫作诗的规律，即“知律”、“摊书满床”、“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李商隐诗对这些条件都做得十分满足，所以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他学杜甫诗，采取严肃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远，在韩愈一派诗人反元白诗末流的运动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宋许彦周《诗话》说“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李义山诗与黄鲁直诗则去也”。李商隐诗正和元白诗末流完全相反，李诗盛行，元白诗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韩愈一派反熟滥诗的最后胜利者。
李商隐与同时的诗人温庭筠齐名，时号温李，又与杜牧齐名，时号李杜。温庭筠的祖父温彦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贵人家，过的是浪子生活，赌博酣饮，沉迷酒色，自恃才学，轻薄放肆，应进士试屡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诗有“中书堂内坐将军”句，讥宰相无学。他喜爱音乐，尤其擅长弹琴吹笛，自谓“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选好琴好笛。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和声辞有长短，后来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叫做词的新体制。京中和各州县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穷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个家妓。这种妓女就是新歌辞的传播者，也可能是创造者。温庭筠长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诗远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乐专长，却使他成为词的重要创始人。固然，在温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词，但专力发展这种新体制，成为代表一个时期的文体，不能不是温庭筠的功绩。他的词集号《金筌集》，歌咏的对象，无非是淫艳之事，比梁陈宫体，同样秽亵。晚唐统治阶级腐朽到濒临崩溃的时候，与梁陈如出一辙，宫体由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唐朝文学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经不可阻止地要发生大分化，按照文学史上通例，总得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结束旧传统，一个发扬新趋势。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
又一个与李商隐齐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门，又有才略的豪士。他好谈兵事，注《孙子》十三篇，流传于当世。他曾为牛僧孺的幕僚，又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参加朋党，以求高官。他凭门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怀才不遇来，杜牧的遭遇还算是优异的。他的门第和才能，使他顾虑不多，敢于直说自己的见解。古文传韩愈的文统，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诗也情致豪迈，接近韩愈。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揭露佛教罪恶，思想上也是韩愈嫡传。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称李杜，按二人诗风，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后劲，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诗学神髓，是杜甫以后唐诗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诗人以外，还有陆龟蒙、皮日休、聂夷中、司空图等人。陆龟蒙隐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屋三十间，是个中小地主。他也参加生产劳动，但主要是享受闲福。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诗一般是缺乏创见的。享闲福也使他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当时民主疾苦，陆龟蒙在诗中全无反映，成为可有可无的诗人。皮日体为陆龟蒙集作序，称陆可与温李并驾，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当，陆龟蒙决非温李的朋类，也不可与皮日休相比，因为皮日休有同情民众的诗篇，在陆龟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咸通八年）举进士及第，次年到苏州作小官，与陆龟蒙唱酬就在这个时候。八八○年（庸僖宗广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军攻入长安，被任为翰林学士。皮日休参加起义军，很有人替他辩护，说决无投黄巢军之理。其实，他对穷苦民众有同情心，正乐府十篇，都是憎恶官吏，为民伸冤的呼声。他在名篇《橡媪叹》里有“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诈仁还可以成王业，何况黄巢起义，是弔民伐罪之师，应该与汉高祖同样看待，他做官有什么不可以。别的文人正因缺少这一点同情心，所以不肯为农民效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说“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黄巢乒败，皮日休被乱兵杀死，是可能的。皮日休的子孙逃到会稽，投靠吴越国。他的孙子皮光业曾为吴越国丞相。宋时文人对皮日休事讳莫如深，力为辩白，其实声辩皮日休不会从黄巢，只能表明地主阶级的愚顽立场，并不能证明皮日休未曾做黄巢的翰林学士。
聂夷中是咸通二年及第的进士，年辈比皮日休高一些。他出身贫苦家庭，在晚唐权门大族把持仕途的情况下，寒门出身的进士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众一边，作出一首著名的《伤田家》诗。到五代时，冯道还背诵这首诗来劝唐明宗体恤农民的勤苦。农民受剥削的惨状，被“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四句话说尽，聂夷中留下的诗不多，但这一首《伤田家》诗，足以抵得陆龟蒙诗集全部而有余，因为陆龟蒙不曾替民众说一句话。
司空图登咸通十年（八六九年）进士第，得宰相卢携器重。唐僖宗时，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仕途是顺利的。唐昭宗时，唐朝灭亡的时机渐趋成熟，司空图惧遭横祸，退出仕途，隐居中条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庄，他享受大地主的闲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赋诗作乐，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热情。朱全忠灭唐自立为帝，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不食而死。这在封建社会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诗人加忠臣，使司空图声誉远超皮陆诸人，实际上他的诗虽有一些叹乱伤时之作，但全是空泛无味的闲人语。丝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时代真实。司空图著《诗品》，标雄浑、冲淡等凡二十四则，名家诗风确有这些特征，司空图说得虽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诗风。
庙末五代文苑中新兴的词已代替诗的地位，诗人远不如词人的成绩斐然。其中较大的诗人，只有韩偓韦庄二人。韩偓是唐昭宗时及第的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职，使他过着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带着同族人跑到王审知的闽国去。他著名的诗是香奁诗，有《香奁集》三卷。
韦庄在唐昭宗时进士及第，有诗集二十卷。他最著名的诗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诗中描写黄巢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城的情况，当然，地主阶级的诗人，对农民起义军只能有反动的看法，从形式上看虽然诗是好诗，但内容既坏，也就不值得珍重了。韩偓韦庄是唐末五代的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