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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2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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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等书籍,又要浮梁(江西景德镇)瓷器、琉璃碗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物。文书后边有附记说“古文有云,察音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辞,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短章中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等句。从李观音得文书里表现,文理人除方音及人名用三个字与内地人不同,其余无异于内地人。段氏自称祖先本是汉人,段氏立大理国,愈益推行汉文化,是很自然的。大抵南宋时,白蛮文化已经提高到汉族的水平。乌蛮和落后部落,受白蛮文化的影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自一二五三年元灭大理国以后,汉人和白蛮以及文化较高的各蛮部,加速了融合过程,《新唐书·南蛮传》所载以落后习俗为称号的部落,许多不再见于记载,说明这些部落脱离故俗,文化上升到较高水平了。
简短的结论
  云南地区原先居住着被称为蛮族的许多部落。在滇池和洱海周围的居民,被称为白蛮,他们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接近汉族的水平。被称为乌蛮的人,居住在儿地,以畜牧为业,文化远不及白蛮。此外,还有许多落后部落,甚至还有原始人群。白蛮乌蛮人口较多,是主要的居民,尤其是白蛮,有资格代表蛮族社会。
  战国时,楚威王派遣将军庄率兵进入云南地区。庄因归路断绝,以滇池为中心,建立起地方数千里的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楚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为白蛮,是很有可能的。汉武帝灭滇国,置益州郡。此后,历朝增设郡县,汉族人逐渐增加,汉文化影响也随而扩大。内地有变乱,流民逃来避难,或朝廷统治力衰弱(如梁未撤退地方官),汉族人失势,都会融合到白蛮里去。白蛮的生产技术和语言文字与汉族相同或相似,并自称本是华人,足见两族关系非常密切。
  居住在洱海周围的白蛮,有六个大部落。部落酋长号称诏,因而有六诏的名称,蒙舍诏地在南方,也称为南诏。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乐进求让位给蒙细奴逻,南诏开始强大起来。细奴逻的父亲舍龙是哀牢山乌蛮,避仇到南诏,耕地谋生,张乐进求让位给流寓的农家子,想见当时阶级的区别并不严格,乌蛮白蛮的界限也并不显著。
  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征服五诏。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帮助南诏兼并五诏,成立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国。
  唐助南诏统一,是要南诏有力地牵制吐蕃的兵力。南诏统一后,是要扩大领土到滇池地区,建立起大白蛮国。这一计划遭到唐朝的阻挠,唐与南诏发生了矛盾,但南诏对唐仍保持朝贡关系。
  天宝年间,唐朝廷已经腐朽不堪,自以为强大无敌,对南诏进行难以容忍的压迫。七五○年(天宝九载),南诏阁逻凤被迫起兵反唐,依附吐蕃,大大加强了吐蕃侵唐的力量。
  阁逻凤兼并滇池地区,迁徙当地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永昌,让居住在东方的乌蛮迁徙到白蛮故地。乌蛮从畜牧改进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文化相接近。蛮族社会发生这个大变化,意义是巨大的。
  南诏本身贫弱,介在唐、吐蕃两大国间,必须依附一个大国。附唐利多害少,附吐著利少害多,南诏自然愿意附唐。安史乱后,唐困于内战,无意争取南诏来归,南诏附吐蕃四十余年,成为唐西南方的一个敌国。唐德宗时,南诏想摆脱吐蕃的压迫,又由于唐的争取,南诏转附唐朝,成为吐蕃东南方的一个强敌。南诏利用自己的中间地位,附唐后,拒绝唐势力伸入国内,除朝贡外,完全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南诏附唐将近四十年,在唐援助下,大破吐蕃军,国力可称极盛,但衰亡的征兆也在这时候开始。南诏击吐蕃获胜,藩镇权力逐渐增大,王室失去控制力,后未反被强藩控制了。武人得势,乘唐朝衰弱,八三○年以后,积极进攻唐境,唐损失巨大。南诏出兵攻掠加速了唐朝的崩溃,也加剧了本国内部的分裂。九○二年,权臣郑买嗣灭蒙氏王朝,南诏国亡。
  南诏亡后,国内常起变乱,国号屡改。九三七年,段思平成立大理国,形势才较为稳定。原因是乌蛮三十七部占有滇池地区,白蛮为保全自身,内部争夺多少有些限制。
  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尤其是八三○年以后,掳掠大量唐人,愈益增加了奴隶制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云南境内落后的和非常落后的许多蛮部,都被它搜寻出来,迫使接受统治,在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尽管这种统治带着残暴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来,却也含有进步意义,不容否认它对蛮族社会的贡献。
  白蛮文化基本上就是汉文化,到段氏王朝时,已经无甚区别。一二五三年,元朝灭大理国,云南和内地合并成一体,很大部分白蛮和汉族也融合成一体。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
第一节 佛教各宗派
  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时。
  当时天竺社会己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家求道。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除了这些原因,大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信徒们谎话愈说愈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任何一家宗教奉为最高之神的不过是天主、上帝之类,佛教说天有三十三,中央最尊的天名忉(音刀dāo)利天,忉利天主名帝释,只是佛的一个小徒弟,佛出行时,他得在前面开路。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唐时僧徒法琳作《破邪论》,说,将孔、老二家比佛,那就差得远了。因为孔、老说教,都是效法天,不敢违天,佛说教却是诸天奉行佛教,不敢违佛,显然孔、老不可比佛。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或简称四谛。婆罗门教一向坚信神不灭论,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苦行外道想在现生种苦因,在来生受福报。释迹牟尼开始也修苦行,后来认为苦因并不能产生福报,别求解脱法,那就是所谓四圣谛。神不灭、因果报应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共同基础,唐玄奘说“九十六(外)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致沦诸有”,这说明佛教与九十六外道目的都是想超脱生死,只是传授各有师承,修行法有些不同。佛教的根本教理是四圣谛,首先肯定人的一生沉溺在苦海中,没有丝毫乐处,即使有乐处,也是极暂时的。对不灭的神(灵魂)说来,由于无明(贪、瞋、痴总称为无明,也称为三毒,贪欲尤为诸苦之根本,称为苦本)的缘故。灵魂或出生为人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入地狱,从无始以来,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息。与短促的一生同样,是没有丝毫乐处的。《中阿含经》说,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亦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畜生饿鬼地狱中也有这种关系)。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照这样说,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只要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轮回里跳出来,那就长生永存了。佛教最怕神灭论,神灭论如占优势,持神不灭论的佛教就自然全部崩溃。因为它依靠神不灭论来威吓人也用来诱人信教。
  佛教要人厌恶人世,把人生之苦说得无以复加,《正法念经》说人生有十六苦,《五王经》减了一半,还剩有八苦。佛为五王说法云,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八苦中第一是生苦,何谓生苦,说是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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