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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又说，现在，如果吏人坐店铺卖盐，不得现钱，决不敢卖，贫民无钱买盐，官怎能获利一倍？又，贫家吃盐极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盐，如果官吏按户强迫买盐，势必用威刑逼勒民众出钱，这样，到处会发生骚动，对朝廷很不利。这是官府的剥削方式，用威刑要钱，不顾民众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夺，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尽民众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获利，官府用威刑获利，剥削的范围，同样广泛。商人所凭借的商品生产者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工匠。特别是行两税法以后，农民所有的米和绢布，必须先变钱才能纳税，商人因而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商业也就大大发达起来。
下面略述唐时商业的一般情况：
（1）市
两京市
全国最大的市是西京、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每坊广长各三百余步。东市（隋时名都会市）在朱雀街东，西市（隋时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两坊（两坊大小，恐有误）的地面。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个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东，因之东市商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离，人口比东市多。
东京市称为南市（隋时称丰都市，又称东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个邸和六十六个行）。南市占两个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个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个店（《唐律疏议》“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旅舍也称为店，这里所说四百余店，当包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临德坊，唐高宗对立市。
州县市
下列诸市，也是较大的市。广州从来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广州贸易更盛。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热闹）。”《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两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唐时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愈德音》说，南海外国船来到中国，地方官应优礼相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外国商人，除舶脚（船税）、收市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福建与岭南、扬州并列，足见泉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阳，江苏椎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各县也有市，如富阳（浙江富阳县）县市在县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盐官（浙江海宁县）县市在县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盐亭县》（四川盐亭县）诗：“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县市商业，一般比州市小，山县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四川崇庆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山东陵县）与齐州临邑县（山东临邑）接壤处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室大户，多住市上，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只有三年遭两次劫，没有一个五年得安。唐人诗文和小说中，多说到草市，想见州县市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这种草市与当地的大庄主有关系，杜牧所说富室大户，就是兼营商业的大庄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
某地有大集会，商贾来会地出售货物，称为行市。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称为庙会，性质与行市相似。
自两京到乡村，都设立大小不等的市，说明唐朝有比较发达的商业。
（2）行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行有行头。《周礼》地官司市职：“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划分市地成行列，同类的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一肆立一肆长，贾公彦疏说，“若今（唐时）行头者也”。肆长由司市指派，是服摇役的性质，并非官吏。唐时行头也是服徭役的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市确是划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传》襄公三十年），“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史记·循吏·孙叔敖传》），“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这里所说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左思《吴都赋》“混品物而同廛”。这里所说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战国以下，尽管名目不一，市上同业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却是定制。隋、唐时肆专指各个店铺，行是若干同业店铺的总称。隋丰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增加，显示唐商业比隋更盛。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
诸书所记行名，有金银行（叉称金市）、铁行、太衣行、绢行、织绪锦行、秤行、肉行、鱼行、药行、鞦辔行等。以此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种类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药方，内开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药店都说没有。一个大官要用白牛头作药，果然在肉行买到。大抵难得的物品，在行里总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开出的那种药方，药行才无法供应。
行是商店的组织，自然也是商人的组织。为商人制造物品的工匠，附属于商人，本身并不组织成行。如果工匠自己制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为有商人身分。唐时手工业工人没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为主、工匠为从的商业组织。隋、唐以前，行的意义仅仅是同类的货物须在市上同一地点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绝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权利，例如织宫锦巧儿李某，要求加入织锦行，行中人借口如今花样与前不同，拒绝李某入行，显然，行有行会的性质，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就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商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陆路交通——全国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长安至歧州（陕西凤翔县）以至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夹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丰足，每店备驴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再南人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远行数千里，无须带兵器。上列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再到其他城市，同样安顺。例如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在地，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
以上陆路交通是安、史作乱前情形，安、史作乱后，行路有时会遇到危险，但交通并未阻塞。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大庚岭路，唐宪宗时，陆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两条新路的开辟，主要是为商业上的便利，想见其他地方也会有新开辟的商路。
水路交通——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唐宪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灾，谷价上涨，有人主张平抑谷价，观察使卢坦说，宣歙地狭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输入，如果抑价，商船不肯来，粮食将更困难。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运的作用自然更大。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驾驶工数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大。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拖楼下，奏乐歌舞，使唤婢仆，生活非常安适。至于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谋生，大抵从事商业或运输业。
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唐朝人特别感到通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