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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恩，进入琼林库（皇帝宫内私库），岁久化为尘”，诗里把皇帝说成爱民，重赋全是贪吏所为，不管白居易主观上是否有意欺骗，这总是欺骗法的又一种形式。民众受了诸如此类欺骗法的影响，对皇帝存有幻想，不能较快地识破统治者的骗局，起义常因此受到阻碍。
均田法已废除，按一顷田纳税改为按亩纳税，应该说是合理的；征收实物改为折价收钱，也未必不可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实在是自然的趋势。陆贽、白居易等人指出两税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夺等种种弊害，确是同情民众的正论，但主张恢复租庸调法不免是一种迂论。他们真意所在，是要求朝廷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针对着当时腐朽政治，迂论也还算有些意义。不过，迂论终究是无用的，两税法终究是不可废的，唐穆宗时元稹在同州均田，应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元稹《同州奏均田》篇说，同州所属七县，自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定税额，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民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耕地，多被填掩，田地逐年减少，百姓税额已定，都按虚额征收。还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纳税不过二三。氏众负担过重，相率逃亡，州县收税着实困难。元稹说了这些情况以后，再说他均田取得的效果。他令百姓自报旧有和现有的亩数，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赋税，所报大体真实。元稹依据所报田亩数，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定出现存顷亩，然后取两税原额地数，通计七县田地肥瘠，贫富户一例按亩数和田地等级抽税。元稹说，从此贫富强弱，一切均平，租税可免逋（逃）欠。元稹所说均田，是均田赋，与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实异。按田亩实数和田地好坏均摊两税原额，朝廷收入照旧，纳税人负担算是比较均平些，这就成为元稹的著名政绩。
豪富纳税十之二三，其余税额全部压在贫弱户身上，同州如此，自然别州也是如此。《新唐书·食货志》说，唐文宗时，豪富侵吞产业，并不转户，州县官也不去查问，原主已失地，但仍负担赋税，至于给豪富当奴、客，服劳役受刑罚比州县还凶恶。这种情形，唐文宗时如此，在以前和以后也是如此。民众在残酷剥削下，只能拾橡实维持生命或在豪富家当奴、客。这里引皮日体所作《橡媪叹》，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的普遍现象，不言而喻，奴、客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诗里说“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还没有沦为奴、客的农民境遇，农民起义的完全正义性，也就一望而知了。
五 盐茶等税
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财家，七五六年，正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唐朝财政非常困乏，唐肃宗任第五琦为度支使。第五琦作榷盐法，凡产盐地方，都设盐院，亭户（制盐户）生产出来的盐，统归官卖，严禁私盐，从此盐税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刘晏从七六○年起，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来又兼转运、常平等使。铸钱、盐铁、转运、常平都是敛钱的手段，不过，得钱最多的还是盐税，刘晏理财主要就是增加盐税收入。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钱六十万缗，刘晏改进税法，到大历末年，他所管各使事的总收入，一年多至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占大部分，比初创行时增十倍以上。刘晏理财不同于其他聚敛者。聚敛者只顾要钱，不管民众死活；刘晏却兼顾民众，让民众也得些利益，在民众还能容忍的限度内，谋取大利，这是刘晏理财的特色。他在诸道置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形，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能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刘晏掌握全国市场动态，在丰收地区用较高价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较低价钱祟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供官用，有多余再运到丰收地区去出卖。这样调剂的结果，物价大体上可兔太贵太贱的危害，社会得以比较安稳，税收也就比较有着落。转运使的首要职务是运江淮米粮到关中，刘晏任职时，每年运米入关，有时多至百余万斛，通过砥柱，全部运到。他不仅在运输方法上能保证安全，更重要的是调剂物价，使入关米粮保证有来源，看来，贵籴贱粜，似乎对官府无利，实际是得了大利。刘晏改革榷盐法，尤其是大利所在。原来规定某些州用河东池盐，某些州用海盐，刘晏在产盐地设盐官，收亭户制成的盐转卖给商人，任令贩卖，各州县不再设盐官。海盐产量大，价比池盐低，运销地面极广，因之海盐和潜米以及茶叶集中地的扬州，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城市。起初江淮盐税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税每年只有八十万缗。扬州城市的繁盛，与刘晏兴盐利及运漕米是有关系的。
七八○年，唐德宗信杨炎的谗言，杀刘晏。此后理财的官员多是刘晏的旧吏，但没有人能比得上刘晏。
茶作饮料，唐时自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据封演（唐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说，开元时，泰山有僧大兴掸教。学禅首先要夜里不睡眠，因此禅徒都煮茶驱睡。后来俗人也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出卖，行人付钱即可得饮，极为方便。茶叶从江淮运来，名色甚多，堆积如山。僧徒生活是最闲适的，斗茶品条，各显新奇，因之在寺院生长的陆羽，能依据闻见，著《茶经》一书。《茶经》一出，更推动全国人饮茶。唐穆宗时李玨（音爵jué）上书说，人都要饮茶，税太重，茶价自然增加，贫弱人更感困难。足见唐德宗以后，茶是朝廷重要的利薮。七九三年，唐德宗开始税茶，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十分税一，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此后，茶税渐增，庸文宗时，特置榷茶使。《新唐书·食货志》说，开成年间（唐文宗年号），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要抽重税。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住宿税，称为损地钱，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食货志》所说矿冶税抵不上一县的茶税，可能是指产茶的县，也可能是指销茶量大的县，不论是指那一种县，茶税无疑是重要的税收。
六 户口
劳动人民是立国的根本。户口殷繁，自然人力充足，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公元二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据西汉最后一次的户口记录，中国人口已达到六千万。这个人口数，看来似乎不算小，但对当时的疆域说来，除了中原地区人口稠密，其余地区人口却是稀疏的。《汉书·地理志》说，垦田仅占可垦田的四分之一。事实也确是这样，广大的长江流域还远没有开发，更不用说岭南地区。自东汉末一直到隋末，由于战争破坏，人口遭受可骇的损失。统治阶级大量杀人的罪恶行为，就在他们的史书里，也无法掩饰。两汉统一后得到进展的封建社会，因此基本上停滞了四百年。唐社会保持一百几十年的安宁，人口才大体相当于汉的数字，接着又是唐中期到五代二百余年的战乱，黄河流域人口遭受惨重的损失，北方社会进展又基本上停滞了。
唐朝三个时期，户口数的升降，都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下面所举户口数，可以表示升降的趋向（数字不可拘泥）。户口下降，固然由于战乱和暴政，但流散终究多于死亡，自唐中朗起，户口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原因之一是未沦为奴、客的流散户有时重新立户籍，有时逃走又成为流散户。
唐初期的户口
唐制：民自黄至老，都得编入户籍，户籍三年造一次。因为急需补充人口，《武德令》里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这种优厚待遇，自然会增加内附的人数。唐太宗初年，全国不满三百万户，到六五○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户部奏报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余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显然是在贞观政治影响下，大量流散户恢复户籍，并且吸收了边境外的非汉族人。此后，唐户口依靠人口繁衍、流散户复业、边境外居民内附等来源，一直在上升。七○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余。这是武则天结束执政的一年，户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上与贞观年间相同。七二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这是字文融两次检括逃亡户以后的数字，其中不免有浮报，但速度仍不变，即二三十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有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七四○年（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七二六年至七三二年，仅仅六年间，增加到八十万户。七三二年至七四○年，仅仅八年间，增加到五十五万户，当时唐玄宗正在准备“大攘四夷”，谋兴边功，吸收大量边境外居民入境，作为主要兵源，十四五年户激增一百三十余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当是从边外迁来。此后藩镇叛乱，长期割据，自成风气，河北三镇被看作化外，三镇兵将多是非汉族人，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七四○年的户口数，是唐前期户口的最高记录。唐制，户分九等，丁多的普通民户，等级较高。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时别籍异居。七四二年，唐玄宗令州县查勘，一家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