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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唐宣宗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杀唐穆宗作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被杀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罚。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诏说，长庆（唐穆宗年号）初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经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难知的罪名滥施刑罚以后，对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对宦官方面，却和唐文宗一样，杀了一批谋害唐宪宗的宦官，还想杀所有宦官。八五四年，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自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内战，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较最平静的一段时间。这是大震荡到来以前的短暂平静。在这段时间里，爆发大震荡的条件酝酿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党的失败和南北司争斗的再度紧张，使得唐朝统治又有进一步的削弱。统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败坏，久受剥削和压迫的民众，自然要起来反抗这个腐朽统治。但是，民众还没有养成取得胜利的力量，各种腐朽势力却乘机大扩张，这就出现了大震荡的局面。
唐宣宗反对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独不反对吃道士的长生药。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长生药病死，宦官王宗实等立他的长子李漼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严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马植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马元贽送马植一条宝带，被唐宣宗发现，第二天就革去马植的宰相职位，贬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韦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补一个重要官缺。韦澳辞谢不做。家里人埋怨他，他说：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说我走什么门路得来，怎能辩白清楚！你们不知道时事不很好么？都因为我们这些人贪名位的缘故。照韦澳的说法，依附宦官仍旧是求官的一个门路，不过要做得非常隐蔽，否则就会遭受众人的攻击。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门路，另方面，多数人为表现自己，争夺名位，造成一种虚矫的风气。不管事情多么小，只要与宦官有些牵涉，便成被排斥的对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进士叶京经过宣武镇，参与宴会，识监军面。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路上遇监军，彼此打了个招呼，大家喧哗斥责，叶京一辈子不得仕进。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唐统治崩溃的一个标志。南北司相互仇视，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内部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展着朋党积习，彼此寻找借口，互相排斥。唐中期以来构成统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状态，崩溃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来，雇佣兵成为支持唐政权（自神策军至京外各镇）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雇佣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骄兵（包括悍将），军事重镇的士卒多骄悍成风，尤其是那种受特别待遇类似部曲的亲信兵。例如唐穆宗时，王智兴作武宁节度使（驻徐州），募强悍兵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都（军）。这种骄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乱，群起附和，节度使只好从后门逃走。一类是弱兵。军事上次要的藩镇，兵将都有（未必足额），战斗力不强。一类是虚兵。军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数很少，根本没有战斗力。例如浙江东道设都团练观察使，治越州（治会稽，浙江绍兴），辖地有越、台（治临海，浙江临海）、明（治鄞县，浙江宁波）等八州。越州现兵不满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数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弱兵容易调动，人数又多，一道有事，邻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镇压个别的民众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调动时，唐朝廷就难以维持了。
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欢起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三段可分前后两部分。自八五九年浙东裘甫起义至八八四年黄巢兵败被杀为前一部分，这时候，广大农民与唐统治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居于第一位，掩盖了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为后一部分，这时候，唐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又居于第一位，藩镇起初利用这种冲突得到割据的利益，最后藩镇消灭这种冲突，转入五代十国时期。
前一部分八五九年——八八四年农民起义将在另一节叙述，这里只说唐朝方面在起义军打击下加速崩溃的情形。
八五九年，宁国（安徽宁国县）人裘甫率众起义。攻取剡县（浙江嵊县），民众四面响应，八六○年，有众三万人。唐懿宗使王式率兵往攻，裘甫战败被杀。浙东农民起义，几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唐朝的崩溃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动，都以这次起义为出发点，虽然失败，意义却很重大。
八七三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音喧xuān）为皇帝（唐僖宗）。八七四年的春季，翰林学士卢携给唐僖宗上书说：陛下初登帝位，应该想起老百姓。国家有百姓，好比草木有根抵，如果秋冬加以培植和灌溉，那末，春夏一定很繁荣。去年关东地区，西起潼关，东到海边，遭受大旱灾，贫家磨蓬实作面，采槐叶作菜，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些也没有。从前一个地方有灾，还可以散到邻境去求食；现在到处都有灾，找不到可投奔的地方，只好坐等饿死。事实上租税已经无法征收，可是州县借口租税中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钱，催督极急，动不动用刑罚，逼得百姓拆屋砍树，嫁妻卖子，得到一点钱，只够吏役的酒食费，到不了官库。租税以外，还有其他杂徭。朝廷再不想些办法，百姓生计实在断绝了。卢携请求朝廷敕令州县官暂停收税，等待蚕事和麦收；一面发义仓米急赈饥民，以便等到深眷时候，百姓有草叶木芽，接着有桑椹充当食物，目前几个月内，情势紧急，停税赈济切不可延缓。卢携的建议，朝廷根本不以为意，因为朝廷赖以生存的财赋，固然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但关东地区也不失为次要的来源，朝廷收入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如果还有活着的百姓，剥削就不会松手。
民众必须大规模起义来反抗这个极度腐朽的唐统治，关东民众首先负担起这个严重的任务。
八七四年，濮州（治鄄城，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有众数千人。关东民众纷纷起义，响应王仙芝。八七五年，王仙芝军攻取唐濮州、曹州，众增至数万。
八七五年，冤句县（山东菏泽县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攻击唐州县，数月间众也增至数万。
八七七年，王仙芝使尚君长向唐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宦官）请降。唐将宋威派兵在路上捉尚君长斩首，算是战功。八七八年，唐军在黄梅（湖北黄梅县）大破王仙芝军，杀王仙芝。求降想做官，得到的结果是可耻 的斩首。
黄巢攻亳州（安徽亳县）城，尚让率王仙芝余众来归。众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设置官属。黄巢在河南地区与唐军作战，互有胜败。河南是唐兵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起义军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困难的。东南地区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