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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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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
  (三)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迸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音丕pī,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 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 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宪宗为李吉甫贬斥杨於陵、牛僧孺等,同样也是扶这一起压另一起的做法。唐后期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都在唐宪宗时显著地表现出来。
  八一○年,吐突承璀归京师,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绛等力争,要求办他战败的罪。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贿事被发觉,出为淮南监军。唐宪宗对李绛说,这不过是个家奴,尽管给他多大的权力,要去掉他,轻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实,宦官势力已经养成,决不是轻如一根毛,唐宪宗也并不想去掉这一根毛,不过,这句话正好说明为什么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原因。
  唐宪宗想恢复唐朝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斗争,比较有决心,这使他能够进取并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结果不出李绛等朝臣的预料,战事以对王承宗忍辱而告结束。他得到教训,知道要有成就必须用李绛等朝臣。但是,李绛等朝臣与宦官势不并立,用李绛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宫作淮南监军,李绛被任为宰相,表示两个势力的消长,从此朝廷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李绛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朝廷。李绛预料魏博镇将发生内讧及处理归顺等事,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唐宪宗却对他疑忌起来。有一天,唐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可给你们的私人。李吉甫、权德舆说不敢。李绛独说考察宰相用人,只问得当不得当,不必问是亲是故。唐宪宗口头上只好说,你说得对。八一三年,唐宪宗问宰相们(这时候武元衡已代权 德舆为相),人们都说外面朋党大盛,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们,无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谓外面有朋党,无疑是指李绛为首的朝臣。李绛答称,自古人君总是深恶臣下有朋党,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总说有朋党。要知道,君子自然与君子合,难道一定要君子与小人合,才算非朋党么!辩论后不久,八一四年初,唐宪宗罢免李绛的宰相职,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压倒朝官中的鲠直派,李绛所提京西、京北神策军镇兵改归节度使统率,革除守边军积弊(如受降城兵额有四百人,实数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张)等建议,都被搁置,腐朽势力不怕再有人指责了。
  自八一一年李绛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时止,唐宪宗信任李绛,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
  唐宪宗早就有意对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十六道讨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义阳,河南信阳)、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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