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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好感。
制度方面
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创立秦制，高度的君主集权精神有异于山东六国。秦始皇统一天下，稍作修补，成为通行全中国的制度。两汉以至南北朝（北周中央官制模仿《周礼》，是例外），基本上沿袭秦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统一天下，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自唐至清，基本上沿袭隋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所定制度，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官制——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中央官制有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中书）、秘书、内侍（宦官）五省。管理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尚书省置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一人。六曹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五八三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时判民、刑、工三部事。五省以外，有御史、都水（掌水利，五八三年废）二台，太常（掌礼乐等事）、大理（掌刑法）、国子（掌教育）、将作（掌营造）等十一寺、左右卫（掌禁卫兵）十二府。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作为荣誉名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自隋时定型，一直沿袭到清季。汉、魏以下，州郡县长官得就地自辟僚佐，后魏、北齐已多由吏部选授，隋确立制度，全国任何小官，任用权都操在吏部。就地征辟僚佐，自然多是本地豪强。隋制，县佐须用别郡人，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县佐回避本郡，使本地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这些，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地方官制隋以前极为紊乱，南朝有侨州郡县，南、北两朝都滥立州郡县名目，民少官多，耗费甚巨。五八三年，隋文帝废郡一级地方官，只存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为郡，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隋简化地方官制，消除了东晋、南北朝以来的紊乱现象。
礼乐——皇帝祭天地众神、祭祖先以及朝廷吉凶等大事，一切礼乐，历朝相传，都有详备的规定。自孔子以来，儒家以议礼乐为专掌，积累起繁缛的学说，朝廷采用它，与实际政治并无关系，背弃了它，却不成其为中国皇帝。非汉族人做中国皇帝，对汉族传统礼乐，只能加入一些本族的旧惯例，不敢有较大的改变，如果改变较大，就会更显著地被看作“异类”而遭受反对。所以，礼乐有精神上的作用，任何封建朝代都得加以重视，隋文帝从来不喜欢儒学，但对礼乐的重视并不能例外。
东晋和南朝，虽然偏安在长江流域，北方占据者却不得不承认南方是华夏正统。魏孝文帝力求华化，恰好南齐高级士族王肃逃奔到北魏，魏孝文帝极为敬重，请王肃为魏兴礼乐，定制度，尽量模仿南朝。后来梁武帝制礼作乐，声望甚高，大得北方士族的仰慕，连高欢也害怕萧衍老翁。北方士族聚集在山东，北齐时，以邺为中心，文化比魏都洛阳时更高。北齐后主高纬，令薛道衡与诸儒修定五礼，按当时儒学水平来说，大概齐礼仅次于梁礼。至于苏绰、卢辩为宇文泰所造的周礼，在南朝和山东儒生心目中，只是一些陋儒的杜撰，距离正统礼乐甚远。隋文帝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号召，当然要废弃周礼，依照梁礼及齐礼来修定隋礼。
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祭天祭祖时冕服必须依照《礼经》。所谓依照《礼经》，就是采用北齐冕服。五八五年，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吉、凶、军、宾、嘉），成书一百卷，下诏行新礼。牛弘等人不懂音乐，议定雅乐，积年不成。五八九年，灭陈，得南朝旧乐器及乐工。隋文帝听南朝乐，赞叹说，“此华夏正声也”。牛弘奏称中国旧音多在江南，梁、陈乐合于古乐，请修补以备雅乐。魏、周乐杂有塞外声音，请停止演奏。五九三年，雅乐成。六○二年，命杨素、苏威、牛弘等修定五礼，参加修定的有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人，原来都是南方士族，显然，隋礼大量采用了梁礼。隋文帝并不懂得礼乐，这样做，目的在于从南朝接收华夏正统的地位。
刑律——五八一年，隋文帝命高颎、杨素、裴政等十余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晋旧津，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废除前世枭（音消xiāo斩后悬首于木上）、（车裂）、鞭等惨刑。除了犯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刑。死刑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服刑最多不超过五年；徒刑分一年至三年五等；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凡五等；答刑分十至五十凡五等。废前世审囚酷法，规定敲打数不得超过二百。枷和杖，大小都有定式。民有枉屈，得依次上告到朝廷。五八三年，因刑部奏，每年断狱数还多至一万件，隋文帝认为犯罪人多，由于律太严密，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剩留五百条，制定：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凡十二卷。自此刑律简要，基本上为唐、宋至清各朝所沿用。大理寺设律博士八人，讨论疑狱，全国死罪囚，都得经大理寺复按。五八六年，废除孥戮相坐之法。孥戮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种野蛮的刑法，至隋始废除，实是法律上的一个大进步。五九六年，规定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秦律残刻，汉沿秦律，直到南北朝一脉相承。隋定新律，标“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律意，比秦、汉系刑律确有很大的改进。不过，在封建朝代里，法律的条文与法律的使用，有很大出入。隋文帝自己就在朝廷上律外杀官员，并且允许长官对属官，以律轻情（罪情）重为理由，杖责属官。皇帝和长官可以不守法律，官吏对民众能否守法，也就难说了。隋文帝定新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律外施刑，却大大损害了新律的进步作用。
兵制——自魏末至齐，朝廷宿卫兵（鲜卑人）分为六坊。六坊也称六府。坊兵以战争为专业，完全脱离生产。五五○年，齐文宣帝挑选坊兵中最勇健的人，称为“百保鲜卑”，充皇帝的卫士。又挑选勇健汉人，称为“勇士”，充边塞要害地的守兵。字文泰在关中，人力财力都不及北齐，因此创行府兵制，来对抗北齐的精兵。府兵是挑选有勇力的农民充兵。平时，仍从事生产，并免本身租庸调，只在农闲时候受战阵训练。战时，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既能寓兵于农，又有各级军官督率，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可以随时调发，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至少有省费的优点。五七三年，周武帝准备灭齐，招募百姓当兵，兔除民籍，《隋书·食货志》说，“是后夏（汉）人半为兵矣”。隋恢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归十二卫大将军统率。周武帝灭齐，坊兵制并无改变。五八九年，隋灭陈。次年，隋文帝下诏说，六坊军人，都由州县官管理，垦种田地与民人同样待遇。原有统领坊兵的军府，照旧不废，仅废山东、河南（与陈接境地）及北方边境的新置军府。隋文帝取消坊兵制，也就是扩大府兵制，统领坊兵的军府改为统领府兵，也是较为顺便的办法。全国通用府兵制，对久苦军费重担的民众有很大的利益。灭陈国后，下诏“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五九五年，下诏收藏天下兵器，禁止私造。关中和边地不在此例。隋文帝惟恐民间有兵器，自然也不要民众有作战技能，大概府兵的训练，在一般地区不再认真实行了。
科举——隋朝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持传统的社会声望，却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朝廷采取考试法，这就逐渐形成为科举制度，使士族有入仕的途径。五八七年，隋文帝定制，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州县保荐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文章尤美的士人，州可保荐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山东士族受南朝影响，学华美文章为专业，早成风气，朝廷无法抑止。五九九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变文章取士的惯例，可是事实上还是行不通。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魏晋士人“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可见齐梁以来，南朝士族求官，不仅凭门阀，还要凭文章。南北统一后，南方士人一向有这种惯例，自然要用文章作仕进的工具。六○七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南北士人凭文才来竞争高低，魏、晋以下凭门阀高低作官的制度，从此逐渐为科举制度所代替。进士科的作用，不仅在提倡华美文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消除南北士族的界限。
度量衡——官吏总想多取民财，因之度量衡总是由小变大。东晋至南北朝，增大尤为急剧，但各国情形也并不全同。以古度量衡（指王莽所定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尺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增大到二寸至三寸。南朝，齐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梁、陈两朝恢复古斗秤。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一斤等于古二斤；北周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秤仅多二两。隋文帝制定度量衡，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约合今九市寸），等于南朝尺一尺二寸，一斗等于古斗三斗（约合今六升），一斤等于古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