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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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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未年,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
  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是贪图财物,无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 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乎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浴阳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锋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并行。魏齐周钱法紊乱,权贵豪强私铸劣钱,流行市上,无法禁止。不过,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实物交易,显得商业上有些进步。
  冶铁业因供给农具兵器,未受战乱影响。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县水冶)用水力冶铁,技术也较高,魏武库中兵器主要在牵口冶制造。齐时綦毋(綦毋音其无 qíwú姓)怀文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魏宣武帝时开采铜 矿银矿,产量不大。
  魏齐周经济是落后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后,农业趋于发展,可能恢复到汉魏西晋的生产水平。依靠农业的恢复,以佛教为主体的北朝文化才得以发展起来。
第三节 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竞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 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粥《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 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  《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乎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得卢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诸子经学,齐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选名儒教自己的儿子。字文泰尤重儒学,以至实行《周礼》。周武帝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鲜卑人逐渐革去落后习俗,儒学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 道教
  道教自称能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其次也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东汉以来,道教流传渐广,张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发动黄巾起义,张鲁用五斗米道教占领汉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术,但也不免有些顾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提倡道教。西晋时沙漠汗居洛阳,他的侍从务勿尘奉道教,说是在伊阙山成了仙。道教影响,第一次带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求长生。他和他的儿子魏明元帝都被药毒死。道士寇谦之革新天师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对佛教也更尖锐化,终于引起了魏齐周两次灭佛、一次灭道的宗教冲突。
  寇谦之是嵩山道士,自称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继承天师张陵(张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收租米(五斗米)钱税的旧规,解除了士大夫的顾虑。又反对男女交接的妖术,说大道清虚,岂有此事(房中术)。他的新道教以礼拜求度为主,以服气食药闭精练气为辅。他制造许多道经,说是太上老君传给他《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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