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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来侵犯魏边塞。四五○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宋。这时候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强盛。魏宋大战，魏军不能攻破宋国重要城镇，只能在城镇外大杀大掠，尽量破坏，使居民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害。宋军民痛击魏军，魏军也死伤大半。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回乎城。他用兵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大为国人所怨恨；鲜卑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死伤，此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四五二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
鲜卑拓跋部人数本来不是很多。魏得黄河南北州郡后，更显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战争，驱迫汉人和非鲜卑人（所谓“杂夷”）临前敌，让鲜卑骑兵在阵后督战，不顾前面士兵的死伤，一味强迫前进，战败了，鲜卑骑兵便首先逃走。魏国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本部人，使得鲜卑人只发扬游牧族的残暴性，却消失了游牧族的悍战性，再加上不牧不耕，专事掳掠，多年来养成的堕落性，鲜卑拓跋部实际上已经衰弱了。经攻宋一战，它的衰弱现象暴露出来，从此，魏国由强盛转到衰弱的阶段上。
三 由衰至乱的魏国
魏太武帝的继位者魏文成帝在位时（四五二年至四六五年），是魏国衰弱时期的开始。这时候，对外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内汉族劳动民众和鲜卑统治者间的矛盾便升到第一位。魏文成帝屡次下诏，斥责地方官侵害百姓，以营家业。又斥责地方官串通大商富贾，重利盘剥民财，共同分赃，规定官商犯赃十匹布以上，处死刑。又诏令平民（良家）因穷出卖子女为奴婢，得赎还子女。又禁止贵族和士族与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理由是“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奉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所谓贪利财贿，就是贵族士族和大商富贾通婚，官商勾结来盘剥民众。他下了这些诏书，并不能减轻民众的痛苦。魏文成帝亲到河间郡啵兀ㄠ｜音莫mò河北任丘县北）镇压攻取富户的贫民，十五岁以上男子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男子，当作生口班赐随从各官，这也并不能抑止民众的反抗。到魏孝文帝时，汉民的反抗，规模愈益扩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采取各种措施，暂时和缓了这个危机。
鲜卑拓跋部从来就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军事上靠掳掠来鼓动军心，政事上也同样靠掳掠（表现的一种形式是贪污）来使用百官。史称“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清白）自立者”，确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地方官直接统治民众，经常的、普遍的、残酷的贪污行为，民众受害尤为深切。在拓跋部武力削弱的时候，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活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四七一年，魏孝文帝即位。就在这一年，青州人封辩自号齐王，聚众千余人起事。平陵（山东历城县东）人司马小君聚众起事。此后，民变连年发生，有的聚众至五千余家。至于攻取富户财物被称为劫盗的贫民，更是遍地蜂起。四七三年，魏国定出一条法令，就是：县令能平一县劫盗的，兼治两县，能平两县的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守；郡守能平两郡至三郡的，三年升为州刺史。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四七七年，下一道诏书说，诸州刺史以下地方官，纵奸（豪强）纳贿，违法营私，闹得盗贼并起，攻掠愈甚，你们百官都替我想个办法。四八○年，出布帛一百万匹及伐齐所得俘虏班赐群臣。四八一年，攻齐，获得三万余口，以一万余口班赐群臣。从敌国掳掠人口，分一部分给群臣，想阻止群臣的贪污，鲜卑统治者就是用这种暴行来处理政治问题的，当然丝毫也不能阻止贪污。四八三年，魏孝文帝下诏说，我很想知道百姓的疾苦，每有从州郡来的人，我问他们地方官苛虐的情况，他们都不肯说实话。本该斩首，现特从宽放他们回去，以后不得再欺骗。这种聊以解嘲的诏书，对贪污现象确实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但是，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浪潮，迫使魏国不得不寻找可施行的办法。
四八四年，魏孝文帝才决心实行俸禄制。魏国旧制：户调：帛二匹（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许多州郡县不产丝帛，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由宫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的费用。这里就有一批商人在为官府调换布帛的形式下同享贪污的利益。魏孝文帝所定新制是，每户增调帛三匹（疑是原调二匹外新加一匹），谷二石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产麻布各地即用麻布充税，不再换丝帛。另增调外帛二匹（一匹二丈，外再加二丈，凑足二匹），作为废除商人的费用。班禄以后，官得赃一匹，即处死刑。地方官刺史以下各官，犯赃发觉，被杀死四十余人。行均田制后，规定地方官得收公田租，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官六顷。地方官不愿意受禄，淮南王拓跋佗出面，请求恢复断（无）禄制。魏孝文帝坚决执行新制，严厉惩罚贪官，开国以来的贪污积弊，一时显得颇有变化。
史书都说魏孝文帝于四八五年，采取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又于四八六年，采取李冲的建议，立三长制。按李安世疏中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荒年）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故乡）”。这里明说立三长在前，建议行均田在后。事实上也只有校正户籍以后，才有可能按户口奴婢牛具分配田地，如果按照立三长前的大户（三五十家成一户）分田，每户得田太少，无法进行耕种，因此，两事先后，当有错误，这里假定立三长在四八五年，行均田在四八六年。
魏孝文帝在三年内实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三大改革，民众对鲜卑统治的反抗，多少有些趋于缓和。当然，反抗还是继续着。四八七年，魏孝文帝问高祐如何止盗。高祐说，要精选地方官，更要停止勋臣贵族作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足见改革的实效并不大。
魏国的本土，即平城周围的畿内，形势也很不稳定。鲜卑平民不畜牧不耕作，三分之二是游手浮食人。鲜卑贵族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工商人家（魏道武帝灭后燕时迁来）积储大量财富，连一些奴仆也衣食精美。这样的现象，畿内特别显著地呈现着：农夫吃不到糟糠，织妇穿不上短衣，无力进行生产；另方面却是官库里谷帛充盈，商市上宝货满列。到街上看，很多是衣服华丽的人，到家里看，更多的是衣食匮乏的人。一遇荒年，就有许多人饿死。四八七年，大旱，魏孝文帝只好让大批贫民出境去求食。魏国本土鲜卑兵力已经衰弱，农民大都穷困不能生活，作为根据地的畿内，不再有控制山东的实力，如果山东诸州郡有大变，鲜卑统治的崩溃将很难避免。
鲜卑统治者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士族压迫汉民众的利益。但是，汉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士族处在屈服地位，并不是甘心愿意的。崔浩的遭遇，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崔浩出身北方第一名门，是魏太武帝最信任的谋士。他力主恢复五等封建制，认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是弊政。道教主寇谦之也赞成他的主张。本来魏道武帝已定王公侯子（废伯男二爵）四等封爵，崔浩的父亲崔宏受封为白马公，他自己也曾封为武城子，后来又袭封白马公。显然崔浩的主张，不是要改四等为五等，而是要世家大姓的首领在本人势力所在地，按势力大小受五等爵号，也就是要魏皇帝承认世家大姓历代相传的割据势力为合法。这种议论反映汉族割据势力受鲜卑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很多是鲜卑贵族）的压制，要求象西周那样，诸侯各治自己的国，对王室只保持朝贡关系（崔浩力争用汉族士人数十人作郡守，也有反对鲜卑贵族的意义）。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魏太武帝令崔浩撰国史，崔浩把拓跋部丑事都直书不讳，《魏书·崔浩传》说他“尽述国事，备（详尽）而不典（不雅观）”，并且刻石立在大路边，让来往的人都看见。魏太武帝和鲜卑人大怒。四五○年，崔浩被囚，受尽侮辱后（崔浩排斥佛教，也是波报复的一个原因）才灭族。他的亲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灭族。崔浩智谋无双，善于估计利害，他做这个危险事，也反映出汉族和鲜卑族在文化上的尖锐矛盾。崔浩被惨杀，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不和却并未中止。鲜卑人自四五○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当时北方的柔然早已衰弱，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如果北方士族响应南朝的北伐，鲜卑统治将很难应付这个危局。四八九年，魏孝文帝向群臣访问安民的方法，李彪提出几条，其中一条是应在河表七州人中，选择高门，召来京城，同中州人（鲜卑贵族）平等待遇，给予官做。这样，可以调和新（新选七州高门）旧（鲜卑贵族），也可以阻止士人投向南朝。李彪所称河表七州，就是荆、兖、豫、洛、青、徐、齐七个与南朝接近的州。魏孝文帝很注意李彪的建议，此后行政着重在利用汉士族和调和汉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关系。
大河南北诸州郡是魏国的真实根基，居住在这个地面上的是汉士族和汉民众，鲜卑统治者依靠偏远的畿内和不多的鲜卑人想控制全国，事实上有极大的困难。四九三年，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实行与汉族同化。魏孝文帝深慕汉文化，所以要变鲜卑俗为华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因之排除阻碍，决计迁都。
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