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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博士告诉我们，德国工业是在牺牲农业利益下受到保护的，他要这样说也好，这是他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农产品的需求、产品的价格、劳动工资、地租以及地产价值处处都在高度增长，而农民对于他所需要的工业品无须付出较高代价，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对于他的说词怎么能信以为真呢？
鲍林博士给我们一个估计，说德国从事于农业与工业的人数是三与一之比，这件事做得很好；但那个说法使我们相信，在德国从事于工业的人数与从事于农业的还没有取得适当比例。现在英国有些工业经营者所消费的是英国的而不是德国的衣产品，他们的出品所供应的却是德国市场，德国对于本国的这类工业应当加强保护，使它们逐渐发展；要纠正上述的不平衡现象就得从这一点着手，除此以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纠正方法。鲍林博士又说，德国如果希望扩充农产品销路，必须全力注意向国外发展，这也说得很好。但是要使农产品的需求有巨大增长，只有使本国的工业有了充分发展，这个愿望才能实现，不但英国的已往经验这样教导我们，而且鲍林博士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因为他在报告里说，英国对于谷物法的废除如果再迟延下去，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或本材可以运销国外，他对这一点表示忧虑。
鲍林博士说，在德国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农业，这句话当然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农业还占着主要地位这个原因（象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提到的，，所以必须发展工业，使工农两者处于适当比例关系，因为农业发展这一事实本身所依靠的就是与工业取得等比关系，而不是它自己对工业保持优势。
报告的作者还有一种错误论调，他说，就德国工业本身而言，在德国市场上的外国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工业等到能够供应德国市场以后，为了出售剩余产品，就必然要与别的国家的工业相竞争，这时只有产品价格低廉才能经得起这种竞争；但是低价产品的生产是与保护制度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工业家能维持较高价格。
这种论调是荒谬透顶的。鲍林博士不能否认这一点，一个工业家越是有机会多生产，就越能按较低价格供应他的产品；因此能够独占本国市场的工业，就能够在国外贸易中供应价格较低的产品。在他所发表的关于表示德国工业发展的数字里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因为这类数字表明，随着德国工业对它本国市场的占有程度，它的产品输出量也同时增进。由此可见，德国最近的经验与英国过去的经验一样，说明工业品价格高涨并不是保护制度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现在德国工业离开能完全供应国内市场的情况还很远。要做到这一点，关于目前由英国输入的棉织品一万三千生丁纳，毛织品一万八千生丁纳，棉纱、棉线、麻纱五十万生丁纳，就首先必须要能由自己来制造。但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原棉的输入就须比以前增加五十万生丁纳，就须与热带地区进行更多的直接贸易，对于输入的原料，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要能够用自己的工业品来偿付。
鲍林博士认为德国人民自从商业同盟成立以后，对于英国人一般所理解的所谓“自由贸易”这个名词获得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曾这样说，“自从那时起，德国人民的情绪已经由侧重虚无缥缈的希望与幻想的领域脱离了出来，转向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因而断言德国舆论赞成自由贸易。我们对于这样的见解必须加以纠正。他说德国的教育非常普及，一般人民都有知识，这句话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民现在已不再沉溺于世界主义的幻想中。这里的人民现在由自己来进行独立思考了；他们相信的是自己作出的结论，是自己的经验，是自己的健全常识，而不是与一切经验相违反的一面之词。当初伯克曾私下向亚当·斯密说，“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决不能以世界主义为依据，所依据的应当是从深思熟虑中了解了的关于他们国家特有利益的知识”；伯克为什么这样说，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明白了。那些说客的话往往进一句出一句，反复无常；德国人民现在不相信这一套了。有些人在地位上是德国工业的竞争者，当这些人对德国人民表示关怀，提出忠告时，其间究竟有多少真正价值，他们也已懂得怎样来作正确估计了。总之，每逢在谈论中的是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德国人就会提高警惕，就会把希腊人赠送木马那件人人知道的故事记在心里。
由于这些原因，说是德国有影响的政治家们果真要迎合这个报告的作者的愿望，就是说，为了能够把少许的谷物和本材运销英国，为了取得对方这样一点渺小得可怜的让步，就甘愿放弃它的保护政策，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无论如何，德国舆论总不会把这样的政治家看成是有深谋远虑的。在今天作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要当得起这样一个尊称，单单精通世界主义学派那些肤浅的措辞和论点是不够的。人民对于一个政治家所期望的是，他不必把心机枉费在学说理论方面，他要彻底懂得什么是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要能够发展前者，满足后者。假使一个政治家不懂得使一国的工业提高到象德国工业现已达到的阶段，其间需要多大的努力；不能够在内心里预见到国家前途的伟大；只是使德国工业阶级对政府所抱的期望和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国家的企业精神深受摧残；对于一个第一流工业国家所据有的崇高地位与只从事于输出谷物和木材这样一个国家的劣势地位，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谷物与木材的国外市场来说，即使在平时也是极度不稳定的，关于对方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让步是极容易被推翻的，一旦发生了战争或敌对性的商业政策使贸易中断时是会引起极大动乱的，在这些方面都没有足够才智未加以估量；最后，别的强大国家是怎样依靠了自己的在一切部门都得到发展的工业，使国家获得了生存、独立与权力，对于这些已有的例子也没有能吸取教训——假使是这样一个政治家，那他就表明了关于什么叫作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这一点，他是完全无知的。
这个报告的作者在他报告的第二十六页里说，他认为德国商业同盟的政策所追求的只是普兽士的单独的利益，因为同盟中人口的三分之二是普鲁士人；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意见，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大大低估了1830年以来在德国兴起的民族精神与团结力量。但普鲁士的利益要求对英输出谷物与木材，普鲁士在工业上所投资本很少，因此它对于足以阻碍国外工业品输入的任何制度将坚决反对，它的各部门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意见。然而这位报告者在他报告的开端却这样说：“德国关税同盟是弥漫全国的国家统一观念的化身。这个同盟如果能好好地领导，必然能把德国各方面的势力融合在一个共同组织中，这方面的好处已经由经验证明，为大家所熟知。这是德意志人民走向国家统一的第一步。它依靠商业间题上的共同利害关系，已经打开了在政治上趋于统一的道路，原来那种器量独小的看法、偏见和固陋的风俗习惯已经消失，代之而兴的是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个更广泛、更坚强的因素。”他在报告的开头一段里既然作了这样完全正确的评述，而又说普鲁士为了自己方面假定存在的（无论如何只是一时的）私利，就愿意牺牲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远大前途，就不会看到德国的商业政策必然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就不会看到普鲁士自身必然与整个德国共存共亡；这两个方面的互相矛盾，又怎样能够统一起来呢？他又硬说普兽士各部门领导人都反对保护制度，但是对普通棉毛织品的征收高额关税就是从普鲁土木身方面发生的；前一说法又怎么能与后一事实相一致呢？基于说理上的这些矛盾，再看到报告者把萨克森的工业发展情况描绘得那样如火如荼这一事实，不是要使我们不得不作这样的揣测，认为要激起普鲁士猜忌之心的正是报告者他自己吗？
但不论怎样说，鲍林博士对各部门领导人的私人意见这样重视，却是很使人感到诧异的。他，作为一个英国作家，应当知道舆论的力量，应当晓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即使在非立宪国家，各部门领导人的私人意见如果与舆论、尤其是与整个国家的物质利益相违背，如果赞成危及整个国家的倒行逆施的办法，那些意见就无足重轻，是不值得谈起的。他自己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报告的第九十八页里说，普鲁士政府，同英国政府关于废除英国谷物法这件事所获得的经验一样，也充分体会到，官吏们的见解并不都是能付诸实施的，因此即使没有德国同盟方面事先的让步，是否应当允许德国谷物与木材进入英国市场，似乎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也可能会打开英国工业品进入德国市场的道路的。这个意见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正确。鲍林博士清楚地看到，假使不是由于谷物法的存在，德国工业是决不会获得这样进展的；因此把它废除以后，倘若德国的关税依然不变，那么它的工业不但继续进展会受到限制，而且必不能免于大大的衰退。可惜的只是英国人没有能在二十年前看到这一论点的恰当。现在的情况可是不同了，英国的法制本身使德国农业脱离了英国工业，从而使德国走向发展工业的道路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在这一目的上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现在德国如果由于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就在任何程度上放松了对自己国家远大前途的争取，那就只能说明德国人在政治上的愚昧，以致这样地轻举妄动。的确，我们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有必要随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