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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渔民胆敢逼近他们的渔场，竟溺毙了这些渔民一百人——而现在伊丽莎白却这样对待他们。汉撒商人这时实际上仍然拥有足够力量对英国女王这种行动进行报复；但是他们向来所具有的那种勇敢气质，漳大的冒险与进取精神，自由与团结意志所激发的力量，都已经消逝。他们逐渐退化到了无拳无勇的地步，在欧洲各国朝廷都走遍了，到处哀求，希望能获得进口权利，但到处碰壁，备受嘲弄，这一同盟终于在1630年正式解体。
他们所以会一败涂地，除了一些内在原因随后再提外，还有许多外在原因。丹麦与瑞典在这个同盟下处于依赖地位为时已久，它们不甘心长期受制，企图报复，因此对于它的商业活动尽力从旁阻挠。俄国沙皇对于英国的一个商业机构给予了种种权益。条顿武士团几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同盟的助手，也是它的（原来的）后裔，这时却由衰落而瓦解了。荷兰人和英国人到处同他们作对，在各国朝廷上尽力排挤他们，把他们逐出一切市场。最后由于发现了经好望角到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他们受到了最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个汉撒同盟的成员们，当它们气焰方张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考虑到值得与德意志帝国结盟，现在它们到了穷途末路，就向德国议会投诚，告诉它，英国每年输出毛织品二十万匹，大部分运销德国，要使汉撒同盟恢复在英国的原有权益，必须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德国。据安德森的记载，德国议会即使对于这一措施的执行命令没有实际起草，对这件事确曾慎重考虑，但这位作家说明，只是由于当时英国驻德大使吉耳平的圆滑手腕，这一议案没有得到通过。汉撒同盟正式解散后一百五十年，汉撒各城市对于这个同盟昔日的煊赫声威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贾斯特斯·莫塞尔在他著作的某几节里曾这样说，当他到这些城市游历，访问当地商人，把他们前辈们的伟大事迹讲给他们听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例如汉堡这个地方，以前是各处海盗所畏避不遑的，它在镇压海盗方面对文明的贡献是基督教各国家喻户晓的，这时却一蹶不振到这样地步，为了使它的船舶能保持安全，不得不向阿尔及尔的海盗年年进贡。后来海上优势落到了荷兰人手里，对付海盗就通行了另一种政策。当汉撒同盟在海上居于统治地位时，把海盗看成是文明世界的敌人，随时随地尽可能地加以歼灭。荷兰人的态度则适得其反，他们把非洲北部一带的海盗看成是帮手，是同道，借助于这类人的活动，在承平时期可以破坏别国的海外贸易，从而对他们有利。德。威特说了一句支持这个政策的简括按语，“即使从仇敌处也未尝不可获得教益。”安德森引用了这句话，话虽简短，荷兰人对它却是有深刻体会的，而且奉行不渝；英国人也学了样，他们不顾基督教国家的体面，直到现在对于北非沿岸一带的海贼暴行也仍然视昔无睹，还是法国人对文明作出了贡献，剿灭了这批贼徒。
这些汉撒城市的商业并不是国家性质的，它既没有内部生产力量的均衡优势与充分发展作基础，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的支持。这个同盟各成员之间的结合是极其松弛的，它们彼此之间互争优势，各为本身的小范围利益。或者按照瑞士人或美国人的说法是一州一市的利益）争胜，这种竞争观念超织了整个同盟中的团结精神；但是只有依靠了这种团结精神，才能牺牲各个城市的利益，以整个同盟的共同福利为重。于是彼此之间发生了猜忌，有时甚至演成叛变行为，例如科隆就利用了英国对这个同盟的仇恨这一点而从中取利；又如汉堡也企计利用丹麦与律贝克之间的争执而坐享其成。
汉撒各城市的商业并不是以商人所属地方上的生产与消费或农业与工业为基础的。这些城市对于如何促进本地农业发展这一点完全置之不顾；而由于它们的商业活动，外地农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它们觉得在比利时采购工业品要比在自己境内建立工业方便得多。波兰的农业、英国的牧羊业、瑞典的铁工业和比利时的工业都受到了它们的鼓励与帮助，它们数百年来所奉行的一个准则就是现代经济理论家所推荐的，这就是“专向最便宜的市场购买”。但是当那些与它们有买卖关系的国家把它们撵出了各国市场时，它们发觉自己的农业和工业都没有充分发展、都没有条件能使它们的商业剩余资本在这些方面运用。结果这项资本就流入了荷兰和英国，使它们的敌人在工业上、财富上、力量上都有了增进。这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说明纯粹的私营事业如果任其自流，并不一定会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这些城市，由于专心致志地追求物质财富，对于政治利益的促进这一点就完全置之不顾。当它们处于鼎盛时期，看来它们好象是完全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这些城市里的自私而傲慢的公民，受到了许多帝王、贵族的逢迎谄媚，他们所处地位就好象是海上的君主。当处于这样的全盛时期，他们尽可以与德意志北部各城市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众议院，作为帝国中贵族的一个对称势力，尽可以借助于帝国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把从敦克尔克直到里加整个海岸地带建成一片，也尽可以通过这些措施使德国在工商业与海上势力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当时他们如果要使这样的情况成为事实，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事实上当他们在海上的大权旁落以后，剩下来的一点势力甚至还不足以诱使德国议会承认他们的商业是一种国家事业。相反地，这时德国贵族却倾其全力来压制这些低首下心的公民。他们在内地的城市逐渐归入各个王侯的绝对掌握，因此他们的沿海城市也就失去了与内地的联系。
汉撒商人所犯的错误在英国都没有发生。英国的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都是以它的本国工农业为稳固基础的；它的国内贸易是在与国外贸易的适当比例下发展的，在这里，个人自由日益成长时，对国家统一或国家权力并无所损。以英国的情形而言，国王、贵族与人民的利益是在极其圆满的情况下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有了深刻体会，那么关于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广泛扩展工业生产力，所以能够这样无止境地发展，海军力量所以能够这样的压倒一切，谁还能说不是由于他们所采行的商业政策呢？有人说英国人所以能获得现在的商业优势和力量，并不是由于它的商业政策，与这个政策并没有关系，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是本世纪流行的最显著的谬论之一。
如果英国人对一切置之不问，任它们自生自灭——也就是流行经济学派所推许的“任其自由，不加干涉”的主张——那么所谓“天秤商人”现在将仍然在伦敦经营商业，为英国制造织物的仍然是比利时人，英国仍然是汉撒商人的牧羊场，一切正同葡萄牙成了英国的葡萄园以后，由于一位狡狯的外交家的谋略，直到今日依然如故的情况一样，的确，英国如果不是靠了它的商业政策）象它今天所具有的那样高度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这是可以断言的，因为这样的自由是工业与财富的产物。
关于汉撒同盟与英国两者之间在工商业方面进行斗争从头到尾的经过情况，亚当·斯密从未加以试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从亚当·斯密著作中某些部分来看，清楚他说明，他对于汉撒同盟崩溃的前因后果并不是不了解的。“一个商人，”他说，“并不一定要属于某一指定国家的公民。他在什么地区经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是没有关系的。只需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可以把他的资本连同他所进行的事业全部，从这一国移到那一国。这项资本在没有摊开以前，就是说还没有把它陈列在地面上变成建筑物或在土地上作持久利用时，就不能说其中的任何部分是属于任何某一指定国家的。汉撒城市所曾一度拥有的且额财富，除了十三、十四世纪黯淡模糊的历史纪录以外，大部分现在已杳无影踪，这些城市，其中有些当初究竟坐落何处、有些原有的拉丁名称指的究竟是哪些欧洲城市，现在甚至已经搞不清楚。”
亚当·斯密对于汉撒同盟之所以颠覆的次要原因既具有这样的真知灼见，而对于其中的主要原因却没有感到有加以试究的必要，这是多么奇怪啊！要考察其间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已成陈迹的城市正不必深究，它们的原址何在，关于哪些拉丁名称属于哪些城市，也正不必在陈年纪录中去寻根究底。他的同国人安德森、麦克弗森、金和休谟都有必要的说明，可以供他参考。
汉撒同盟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在这方面作考察时是既能引起兴趣，也会获得丰富结果的；而亚当·斯密这样一个造诸极深的观察者，为什么对这一点却绝口不提呢？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其间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作这样考察时所导致的结论，对于他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将无所掸益。由此他所面临的，将无可避免地是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与汉撒商人的自由贸易关系使英国农业脱离了未开化状态以后，他们所采行的以汉撤商人、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为牺牲的保护贸易政策，使英国获得了工业优势，然后借助于它的航海条例，使它进一步获得了商业优势。
这些事实看来是亚当·斯密所不愿意了解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萨依所谓与他的理论相反的、那些不大对劲的事实。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三章 荷兰人
荷兰、法兰德斯和布拉奔，从它们人民的性格与风俗、血统与语言来说，或者从它们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关系来说，都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这里曾屡次有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