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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第二个论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未能从这一条约获得任何特殊利益，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把出售毛织品以后由葡萄牙人那里得来的钱财转付给别的国家，并因此在那些国家购入商品；这就是说，他们如果用毛织品去直接掉换那些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就可以通过一次交换来完成由于对葡贸易不得不通过两次交换来完成的任务，这样的直接交易对他们要有利得多。我们对于这位崇高学者的品格与智慧固然深为敬服，但是象这样的论证，使我们对于他的大公无私，或对于他的敏锐的理解力，实在不能不感到失望。如果要我们不存此想，那就要使我们想到，深可叹惜的是人类性格上的弱点，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是有很明显的表现的，他的另一些论据也往往是不合理的，几乎是可笑的；显然，他所要竭力辩护的是绝对自由贸易原则，他为这一本身就很光荣的使命的绚烂夺目的光彩，已经弄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关于刚才提到的论证，我们可以作一个比方，一位面包师傅，他售出面包时向顾客取得的是现款，他就用现款向磨坊买进了面粉，据说这样做生意就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他用面包直接调换面粉，他就通过一次交换而不是两次达到了他的目的。上述论点所含的理论性或逻辑性实际上并不比这个比喻所含的高明些。要说明这个一次交换办法的行不通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磨坊的主人也许不需要这位面包师傅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面包，再说他自己也许懂得烤面包，或者事实上也是在那里烤面包，因此不经过两次交换，这位面包师傅的业务就无法进行。葡萄牙与英国在签订条约时的商业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葡萄牙把工业品输出到南美洲，在那里换来了黄金和白银；但是由于它的懒惰无能，它自己没有能制造这些工业品，就用金银向英国交换。英国却不需要这些贵金属供作国内流通，就把它们运到了印度或中国，在那里购人商品转卖给欧洲大陆，然后在大陆上换取了农产品、原料或仍然是贵金属，把它们运回本国。
我们现在要凭常识提出一个问题，假使葡萄牙人对于那些毛织品愿意自己动手来制造，或者愿意向别的国家采购，那么英国人手里的那批货色又有谁向他们来买呢？在那样情况下，英国人的这批毛织品既不能卖给葡萄牙，也将无法卖给别的国家，因为英国人的毛织品在那些国家里早已作了尽可能的推销，已经无法继续推进。结果英国人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售给葡萄牙的那个部分的比例，减少毛织品的制造数量；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向葡萄牙取得的金银的那个数量，减少对印度的金银输出量；他们运售欧洲大陆的印度商品，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结果运回他们本国的原料也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
亚当·斯密第三个论点认为，葡萄牙金钱如果不流入英国，英国仍然有别的方法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个论点也是同样站不注脚的。按照他的想法，葡萄牙人手里的金银既有余，这个剩余部分无论如何总是要外流的，总是要通过某些别的途径流入英国人之手的。我们这里不妨假定，葡萄牙自己动手制造了毛织品，他们把多余的金银运到印度和中国，然后向别的国家买回了他们所需要的货物；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又能到手多少葡萄牙的金银呢？再说，葡萄牙如果与荷兰或法国签订一个麦修恩条约，在它也是一样的。毫无疑义，在这里所假定的两个情况下，总会有一小部分金钱辗转流入英国，但只是限于它出售生羊毛时所能获得的那一些而已。总之，如果没有麦修恩条约，英国的工商业与航运业是决不会达到已有的那种发展程度的。
但是就麦修恩条约的影响来说，关于涉及英国方面的，无论作如何估计，姑作别论，关于涉及葡萄牙的方面，至少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这个条约决没有能诱使别的国家，为了利于农产品输出，也在它们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对英国有所让步。葡萄牙与英国有了来往以后，它的工农商业与航运业不但无所进展，而且日趋下降。庞巴尔曾经力图振作，但是没有用，英国的竞争破坏了他一切的努力。同时也必须指出，象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社会状态对于工农商业的进展是格格不相入的，因此商业政策在这里能发生的作用极为有限。但是尽管如此，通过庞巴尔所实现的那一点点成就，已经足以证明，只要能够首先把一国的社会情况中所出现的内部障碍除掉，则一个力求发展工业的政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西班牙在腓力五世及其后两个继承者统治下所经历的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国家在波旁皇室下对于国内工业所实行的保护措施很多失当的地方，对于关税法令的认真施行也极度缺乏能力，但是当它把科尔伯特的商业政策从法国移用到它本国时，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业都有了生气，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从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而工业推进方面居然能收到一些效果，真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在那个时候，西班牙的一般社会状态简直是糟透的，到处是极肮脏的道路，绝对找不到设备齐全的旅馆，也没有桥梁、运河与内河运输，每一个省区都设有地方关卡，与国内其他省区相隔绝，进入任何城市都须檄纳入城税，拦路打劫和沿门乞讨成为正常职业，走私买卖盛极一时，捐税的苛杂达于极点一这些都是上述两位作家认为西班牙工农业所以一蹶不振的原因所在。其实所有这些灾害的根源是在心理上的偏信、盲从、不实事求是，是教士的贪婪腐败，贵族的享有特权，政府的专制横暴，以及民众的愚昧与缺少自由，而两位作家对于这些却没有敢公然指斥。
英国于1713年与西班牙签订了阿西安托条的，这是同与葡萄牙订立的麦修恩条约堪以媲美的，在这个条约下英国人获得权利，每年得以一定数目的非洲黑人运人西属美洲，英国商船每艘每年得驶入波托贝洛港一次。这就使他们有了机会得将大量私货运入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所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与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如果不能享有低率关税待遇，在这一点得不到便宜，他们就会想尽一切方法漏税逃税，组织大规模组织的非法买卖。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葡萄牙行之有效的是前一办法，在西班牙实现的是后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进口税从价的原则对他们是大有帮助的，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他们近来花了很大的气力从事宣传，要使人们相信，从量纳税的原则——象普鲁士所采用的——是要不得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六章 法国人
法国也是继承了罗马文化的许多残余的。当日耳曼族法兰克人侵入时，这些人所爱好的没有别的，只是打猎，因此有许多久经耕种的地区又变成了森林与荒地，使法国几乎又失去了一切。法国同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在中世纪时农业所以获得进展，大部分有赖于宗教势力，不过后来成为文化发展上一个重大障碍的也是这个势力。修道院中人不象贵族那样不断地从事于仇杀、竞争，并不以兵役义务来磨难他们的奴属，田地与牲畜受劫掠与破坏的危险也比较少。教士们所喜欢的是安闲生活，反对的是争吵，而且往往愿意扶危救困，以此来博得声誉和别人的尊敬。因此有一句老话，“寄居在教门中人的屋檐下总是幸福的。”对于法国早期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十字军、路易九世（圣路易）建立的市民社会与行会制度、与意大利及法兰德斯的接近等因素。早在十四世纪时，诺曼地与布列塔尼就已经从事于制造毛织品与麻织品，供国内消费并运销英国。这个时候，它的酒与盐的出口业务，主要由汉撒商人为居间，也已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法兰西斯一世的努力，法国南部开始有了丝织业。亨利四世也重视这一工业，同时并注意玻璃、麻布及毛纺织工业的发展；里舍留与马扎蓝也曾注意促进卢昂和色当的丝稠、天鹅绒与呢绒制造业以及渔业与航运业。
美洲的发现使法国受到了最有利的影响，这种情况当时是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的。法国西部所产谷物运销西班牙的数量很大。比利牛斯山区每年有许多农民移入西班牙东北一带去找寻工作。法国曾以大量的酒和盐运销西班牙属尼德兰；它的丝绸、天鹅绒、尤其是某些奢侈品曾大量销售尼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由于这些原故，在很早一个时期曾有很多西班牙金币与银币在法国流通。
但是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科尔伯特开始的。
当马扎蓝死的时候，法国不论是工商业、航运业或渔业都没有达到重要地位，那时法国的财政更处于最恶劣的境地。
科尔伯特却有勇气独立担负起一种任务，这种任务在英国是经过三个世纪不断努力、两次革命的代价，才得以顺利完成的。他向各国招聘优秀技师和工人，收买商业上的秘诀，并广泛搜罗精美的机械和工具。他实行了统一而有效的税则，使本国工业在国内获得了稳定市场。对于内地关税尽可能地撤废或加以限制，一方面积极建设公路与运河，以改进国内运输。这些措施使农业获得了甚至比工业更大的利益，因为消费者的数目增加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