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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动机
利益动机当然是最直接的社会参与动机，但除了利益，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动机还包括其他多元性的动机，比如社会责任感。由于制度约束，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非常有限，但中间阶层的政治责任感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感来体现。因为，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责任感是息息相通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可以将社会责任感作为政治责任感的泛化，或者政治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形式。在现实中，虽然中间阶层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参与责任感，但其社会责任感却体现得比较明显。比如，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是中间阶层。除了这些正式的活动和组织，他们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小区建设的关注，对团体的无偿投入等。
4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
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一般政治心理和政治理念两个层次。通常的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和感性部分，直接来自社会体验和经历。而政治理念则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和理性的部分，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观念，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政治理念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对独立性，其形成与状态可能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政治理念的发展变化超前于或落后于政治发展的水平是经常的事情。“超前”是政治思想的常性，而落后则是由于反映了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在人们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同时，政治理念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关于政治理念的特征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积极——理性公民的迹象（2）
公民文化的平台是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从访谈中可以体会到，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一些现代政治理念，比如民主理念。虽然一些被访问者并不认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的运行可能带来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甚至民主可能成为一些政治家实现个人权力的工具，但民主所包含的基本内涵还是被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至少很少人会反对“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公民基本权利是中间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另外一个现代政治理念，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民主理念。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从来不强调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与臣子理念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公民权利所强调的恰恰是个人权利与平等理念。政治理念的形成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或者是政治启蒙的结果，与教育背景、认知能力及阶层地位息息相关。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在这一点上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社会较低阶层还远远没有完成这种启蒙，社会较高阶层则由于其特权性的阶层地位而很难完全接受这些理念。
5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相对较高
从整体社会结构上，哪个阶层都不可能具有“积极——理性”的理想公民文化，但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的公民文化元素是最多的。
与社会较低阶层相比，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更强。社会较低阶层不仅政治认知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认知能力相对较弱。同样，社会较低阶层的政治参与能力也较差，除了有暴力倾向的社会参与之外，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以其他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特别是法律形式的政治参与。比如，一个民工不能拿到应得的薪酬，或者忍气吞声，或者暴力威胁，或者到一些部门哭诉，这些都是个人性的，非常规性的。而一个律师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非法羁押或错误定罪，他可以通过媒体呼吁司法公正，得到律师协会的组织性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个民工。在社会参与动机上，社会较低阶层很少因为利益之外的原因关注政治或进行政治参与，而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的动机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关注政治和参与政治。
与社会上层相比，中间阶层在政治能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在事实上的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上，这种劣势更加明显。但是，社会上层的这种政治能力已经超越了公民特征所应有的上限，而不能再被称为公民文化。因为，公民文化要求尊重法律义务，维护法律权利，而社会上层往往在超越这种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层面上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社会上层的社会责任感在中间阶层面前并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
6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具有典型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最多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层的优越性的一个证明是，很多优秀的立法者都来自中产的公民阶层。”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我们也可以说，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首先出自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是培养公民和公民文化的社会土壤。本研究的访谈也可以看出，虽然多数被访问者不具有积极公民的特征，但其中也不乏典型的积极公民。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群体最接近积极公民的标准，但中间阶层的积极公民并不局限在这个群体，而是分布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里面，包括白领，公务员，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的自营者。而且，最具有变革特征的积极公民往往出自中间阶层，其激情丝毫不亚于受到社会不公的社会底层。而且，这种激情往往不是源于个人的、直接的利益动机，其维持常常来自于社会与政治责任感，因此更加强烈、持久。很典型的例子是社会中的“愤青”。“愤青”几乎全部都是中间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愤”不是因为对社会的“无知”，而恰恰是对社会的“有知”，了解、认识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和社会不公正。也许“愤青”的观点往往比较极端、偏执，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认知能力是较高的。
综上所述，政治冷漠仍然是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心理特征，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同时，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对于公民文化特征十分缺乏的中国传统社会，公民文化的形成是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不断冲突和调适，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破”与“立”的对抗与妥协。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痕迹在中间阶层身上反映得尤其集中。如果说适于中国国情的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结果上是政治稳定的保障，那么其形成过程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则是个未知变数。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异质化的共同体
从内涵上，可以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共同体，他们在社会阶层关系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具有“教育背景”这个共同的门槛，他们有相似的高学历，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有共同的社会骨干认同意识，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理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等等，这些都是中间阶层的结合点。大部分被访者承认“中间阶层”的确实存在，这说明，中间阶层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整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一些社会群体看做一个共同体。
同时，中间阶层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包括一些有共性的异质性特征，还包括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几乎所有中间阶层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一点。甚至，关于中间阶层“大杂烩”的争论持续不断，许多研究者甚至据此否认中间阶层的确切存在。我们在相信“中间阶层”是个可供分析的共同体的前提下，还要承认中间阶层确实远远没有成为结构、意识与行动完全一致的共同体。由于各种共同或特定的原因，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本节所讨论的中间阶层“异质化”现象。
有些中间阶层的结构异质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时期具有一些共性，另外的一些则是带有明显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痕迹。无论如何，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程度是个动态的过程，受各种因素的持续影响而不断变化。
一“新中间”与“老中间”
最明显的是“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的区分。许多经典作家都提到了中间阶层有“新”、“老”之分。马克思的论著里将中间阶层看做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小农场主（自耕农）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律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专业技术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服务阶层，两者共同构成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渡中间层。随着小资产阶级逐渐衰落，而专业技术阶层逐渐壮大，马克思开始关注专业技术阶层这一新兴阶层，而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看做“老中间阶层”。米尔斯也在其关于中间阶层的专著中使用了这种称呼，并对新中间阶层从职业上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之所以称之为“新”与“老”，区别在于西方国家两种社会群体兴起阶段的差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是老中间阶层的黄金时代，而20世纪后半段的现代社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