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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领导者
这部分人是业主运动中的极少数，可以看做各种类型参与者里面的“精英分子”。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更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并激励大家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参与业主运动，在初始时往往也是出于维护个人权益的立场。但他们一旦成为组织领导者，就需要超越个人利益的层次。因为组织领导者这种角色具有明显的“利益外部性”特征，付出努力和代价所获得的成果，别人同样可以分享。就集体利益而言，组织领导者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而就他们个人而言，所获得收益则远远小于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承受抗争的各种压力，甚至难以预料的伤害，经常得不到家人亲友的理解与支持。华林（37）是中学教师，喜欢思考一些“大”问题，遇事冷静、果断，乐于助人，嫉恶如仇。他曾经组织过一次业主运动：我们和开发商有矛盾，到法院去告他们，大家派了两个业主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出庭、做证。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既为大家谋福利也同时为自己谋福利，我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我自己花一些时间、精力，觉着很值得。小的方面，为自己解决问题；大方面，为大家解决问题。我的几个朋友也说：你怎么老喜欢冲锋陷阵？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就是这样想。有时候必须有人出来，需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三途径的选择
从大的方面看，业主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有常规的，有半常规的，还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最常规的是法律手段。沈智（11）对待和物业矛盾的态度很简单：“不行就打官司呗。”冯涛（18）持同样的态度，把法律解决看做第一选择，并认为大家都应该采取这种抗争方式：如果涉及我自己的利益，我可能会先到法院试一试，先告一告它。我先以个人的名义去告，再建议每家都去告一遍。如果法院收到五百份投诉，都是告一家的，自然会引起它（法院）的重视。但如果寻求法律解决，业主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当前关于房产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律条文有时不有利于业主；法律手段需要许多前期投入与代价，业主相对房产商和物业公司显得势单力孤；在影响法律判决的资源能力上，房产商、物业公司比临时捏合到一起的业主们也要强大得多。
半正式的典型手法是媒体的曝光。这种手段简便，投入小、影响也大。媒体也感兴趣，能够配合。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先有媒体报道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然后问题得到解决。这种模式大大影响了中间阶层的业主，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抗争手段，是多种手段中的首选。周燕（04）把向政府部门申诉作为最后的选择，在问题发生僵持时会首先寻求在媒体上进行呼吁，对对方形成舆论压力：我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会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找政府部门。钱民（13）的首选也是媒体曝光：如果发生这种事，第一，我们要和媒体打电话，曝光。第二，如果涉及利害关系，就上法院。非正式的手段就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和物业部门和发展商直接冲突外，寻求政府部门的同情和支持十分关键。但如果采用正式的途径寻求这种支持往往令人失望，所以业主们也会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手段，包括游行、请愿、贴标语等。前面提到的冯涛（18）首选是寻求法律的解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非正式的手段往往更有效果，甚至有些其他手段所不具有的特殊效果：如果要搞这种游行、请愿之类，嗯，其实这可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前一阵子，在某某地方闹得很厉害，包括市某某领导都去了。它这么一弄的话，也会引起注意，引起重视。你正常渠道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要用非正常的手段。同时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中间阶层对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不指望过多。赵岚（07）认为：找政府部门也没有用，他们不会为百姓着想的，找也没有用。他们只有管理意识，缺乏服务意识。不像国外，政府首先是为百姓服务的，其次才是管理的。可是在中国就不行。李亮（03）也认为找政府请愿之类不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用。周燕（04）把“找政府”作为最后的手段：先要去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是才找政府部门。谁知道它到底是哪边的，很多时候说不定和开发商关系密切呢。钱民（13）对于一些寻求政府干涉的激烈行为不表示认同，认为有许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问题解决途径，特别是媒体舆论和法律途径：我不会参加请愿，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必要采用那种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一定到那种地步（作者注：指请愿等激烈形式）。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1）
阶层地位决定了中间阶层在采取集体行动时的理性特征。它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价值取向上，理性地看待个人付出代价与获取利益平衡；一个是在行动能力上，理性地把握环境局势与资源条件，对集体行动精心组织、策划，控制行动的进程。
首先，中间阶层在维权行动中要把握成败的天平和利益得失。我们不能说中间阶层在个人利益上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自私，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中间阶层完全受牺牲精神支配。社会的上层可以凭借实力毫无顾忌行事，社会下层本身没有多少可以失去，也会奋不顾身。而中间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身家和事业，有许多后顾之忧，他们的资源条件也有限，在行动时不免会平衡利益的所得和所失。
挫折往往使中间阶层失去继续抗争的勇气。卫成（01）和蒋丽（02）夫妇在自己的小区有过与物业发生冲突的经历。小区住户的暖气设备原来都是物业公司负责的，后来物业甩手不干了，要住户自己处理，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于是大家召集开业主会，成立自己的业主委员会，要把物业管理公司“赶”走。而物业公司根本不承认这个新成立的业主委员会，不肯离开。矛盾无法解决，后来官司打到法院，结果以业主的失败而告终，暖气设备最后还是业主自己想办法做的。还有一次，开发商违反原来的规划承诺，要在小区里加盖楼房，一些住户的采光可能受到影响。业主们又召集起来开会，要开发商方面给个说法，开发商找出各种说辞，丝毫不妥协，结果不了了之。卫成（01）感慨“老百姓还是弱势群体”，声称以后参与这些维权运动要谨慎了。
即使没有经历过冲突，对成败的判断也会影响赵岚（07）的行动取向。如果没有多少胜算，她会选择回避：一般物业公司是强势的，房主是弱势的，和他们争也不一定会有结果。没有结果的事情为什么要参加呢？在工作上，中间阶层大都忙忙碌碌，王慧（19）也不例外。如果参与业主集体与个人工作产生直接冲突，个人损失较大，她会选择后者。她很坦率地讲：如果和我自己的工作有冲突，我就不会参加了。因为我要权衡一下，看哪个更重要。还是利益驱使吧（笑）。热情还是有的，但就是普通人的普通心理状态吧。李亮（03）在一家做外贸生意的私营企业做主管，正在事业上升的关口，个人职业发展成为他的生活重心：权衡利弊吧。比如我要是在谈判、签合同、发货，非常忙、非常关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抽出时间来干这个。冯涛（18）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员，多年科研养成的理性思维在这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付出太多，他宁愿忍受：理性的人他会平衡利弊，对老百姓来说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但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我可能会忍一忍。和他（物业公司）对着干可能对我损失更大。我还要耽误工作，在单位老“旷工”的话，工资也领不到了。在外企做销售管理的赵岚（07）在职业习惯中很懂得如何“抓大放小”：我要看参与这件事会对我的影响，耽误我的工作什么的。如果我耽误了许多事情，争一点小利益，我就不会参加。得不偿失，干吗要参与呢？肯定要衡量一下的。其次，中间阶层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的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抓住对手的弱点、取得社会的同情、保持对政府部门的压力，从而得到他们希望的结果。中间阶层一般不采用那些“有失体面”、效果不显著、个人代价过大的做法，注重结果和效率。褚峰（08）强调：我不会参与那些只是听一下大家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的活动，不会浪费这种时间。李亮（03）特别强调在和物业公司抗争时要有组织、有策略，而且要有效率：去和物业争执、打架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解决问题。人们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可能采用各种手段，比如媒体曝光、直接调解、法律诉讼、上访、申诉、集会、游行、张贴标语、欺诈、叫骂、暴力威胁、静坐等等，有的属于比较极端的行为，有的则显得更加理性些。社会底层倾向于使用暴力，包括自残等极端手段以死抗争，虽然也能取得社会同情，但个人代价极大，而且解决问题的机会并不多，主要依赖偶然和运气。中间阶层采取集体行动时的手段相对温和些，除非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不采取暴力手段。比如，具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中间阶层很注重、并善于获得媒体的同情，通过媒体报道对政府有关部门形成压力。之所以近几年业主运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和媒体的关注不无关系。另外，中间阶层还习惯通过社会关系寻求消费者协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
中间阶层懂得把握事态发展的时机，适可而止，不会一味追求“全胜”的效果，也就是前文中论及的“妥协”性格。王慧（19）显得很有经验，并举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