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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人们要求道德独立的那些世纪，我们都能发现对宗教的这种抵制，它的矛头看似针对最亲切的慈爱，实际上它是反对最具压迫性的暴虐。偏执让信仰与暴力为伍，也就为怀疑提供了勇气。信徒的狂怒会强化非信徒的虚荣，人们因此而把天生就该拥有的一种体系的美德视为不幸。迫害会激起反抗。权力威胁到什么主张，就会刺激一些勇敢的灵魂偏偏采纳那种主张。人类天生就憎恶任何形式的思想压制。这种天性可能会发出暴怒。它可以引起许多罪恶；不过，它是由我们灵魂中最高贵的一切产生的。
在阅读著名的《自然的体系》时，我经常深感悲痛和震惊。一个与未来隔绝的老人，怀着没完没了的狂热，莫名其妙地渴望破坏，盲目而近乎残酷地仇恨一种给人以安慰的温和的思想，这在我看来真是奇怪的谵妄。但是，一想到那位作者所受到的权力的威胁，我就会理解这些胡言乱语。在所有时代，反宗教人士的思考总是令人烦恼的：他们从来没有时间或自由去从容不迫地考虑自己的主张。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笔被人觊觎的财产，他们很少想到使这些主张更加深刻，想得更多的是为它辩护和怎样捍卫它。最好是让他们保持安静。他们将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惊讶。他们将不再煽动斗争，不再急着征服，不再需要探索的权利，不再因为这些目标而兴奋。他们迄今为止一心渴望成功的想像力，将会无所事事、自生自灭。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必定要被尘世吞没的人。世界了无生气，人们一代一代地匆匆而过，偶然。孤立地出现在世界上，受苦受难，然后死去。各代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的命运先是痛苦，然后归于虚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交流均被切断。已经弃世而去的民族没有留下一点声音，仍然活着的民族的声音也必定会迅速沉入这种永恒的寂静。谁都没有感到，如果偏执没有遭到怀疑，这种体系的支持者反而会变得垂头丧气，至少也会保持冷淡与沉默。
我要重申这一观点：只要权力让宗教完全独立，那就没人还会有兴趣攻击宗教。思想本身也不会去考虑宗教。但是，如果权力宣布要保护宗教，特别是如果它企图把宗教变为自己的同盟，独立的思想很快就会向它发起攻击。
任何插手宗教领域的政府都将造成危害。
每当它想把探索精神全部排除出宗教时，它就会造成危害，因为那时权力将不会出于信念而行动，它只会根据自身利益而行动。它能从讲授规定见解的人那里获得什么教益呢？如果驱逐那些自由表达自己信仰的人 —— 他们起码是些坦诚的人， —— 其余的人会随时用谎言逃避监督。这些监督将对谨言慎行的人产生效力，但是对那些已经堕落或开始堕落的人却无能为力。
而且，政府能有什么力量去扶植一种见解呢？它能把它的支持者统统安插在国家的重要职位上吗？但受到排斥的人们将会被这种偏袒所激怒。它要让人们在字面上或口头上表示支持它正在保护的见解吗？但其他人将会写出或说出反对意见。它要限制写作、讲话、辩论、推理甚至嘲讽或诡辩的自由吗？如果是这样，它就踏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不再是偏袒或说服，而是压制或惩罚。它会相信法律能够捕捉每一种细微差别，然后对症下药吗？如果它的压制措施宽大温和，人们将会满不在乎；如果不施威胁，这样的措施只能招人怨恨；如果严厉苛刻，政府将会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迫害者。一旦踏上这条光滑的斜坡，要想止步是徒劳的。
再者，进行迫害能使它获得什么成功？我相信，没有一个国王比路易十四具有更大的威望。在他的统治下，荣耀、虚荣、时尚、无所不能的时尚本身，全都变得服服贴贴。他给宗教以王权的支持和他本人的支持。他把拯救自己的灵魂和维护最严格的宗教习俗联系在一起，并且说服了自己的廷臣，使之相信拯救国王的灵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然而，尽管他的关切与日俱增，尽管一个古老的法庭严阵以待，尽管有着五十年光荣的回忆，但是甚至在他辞世之前，人们心中就开始有了重重疑问。我们在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录中可以发现一些被截获的书信，据梅特农夫人吿诉我们，那都是路易十四的殷勤而又令人作呕的奉承者写给上帝和国王的。国王死了。哲学的冲动摧毁了一切堤坝；理性为自己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限制复了仇，而长期反压抑的结果就是过分的怀疑。
如果极力试图在一个怀疑的世纪重建宗教，同样会造成危害，同样会证明自己的无能。只有当人感到需要宗教的时候，宗教才能建立起来。只要人受外界的考虑所累，实际上他就没有什么能力去体会那种需要的力量了。他们说 —— 而我本人也相信 —— 宗教是自然的。因此，它的声音不能披上权力的外衣。如果舆论对宗教不利，那么政府插手保护宗教便特别有害，因为保护宗教的是一些并不信教的人。统治者像被统治者一样也要顺应人类思想的进步。一旦怀疑情绪渗透到一个民族的开明阶层，它就会慢慢找到进入政府本身的途径。在所有的时代，舆论或虚荣都比利益强大。掌权者们自以为偏袒宗教符合自身利益，这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为了宗教而显示他们的权力，却不能由此而显示出对宗教的尊重。他们可以向公众表示自己的幡然醒悟而找到某种快感。他们生怕自己看上去信仰坚定，免得被认为是骗人。如果说头一种表现是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第二种表现则是为了夺回怀疑的荣誉，而无论是谁，如果试图显得比他所表白的信仰还要高明，那他必定是个糟糕的传教士。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条公理：宗教对于人民必不可少。那些重申这一公理的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因为他们的重申把他们与人民区别了开来。
如果这个公理指的是社会的劳动阶级比有闲阶级和富有阶级更需要宗教，那么它本身就是虚伪的。假如宗教是必需的，它对任何教养程度的人都是同样必需的。贫穷无知的阶级的犯罪，其性质固然更为暴烈、更为可怕，但同时也更易于发现和镇压。法律包围着他们，控制着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他们，因为这些犯罪是在同法律进行直接冲突。上层阶级的腐败却是阴险狡猾而又花样百出。它规避法律，通过躲避法律的形式而嘲弄法律的精神，并运用金钱和权势对抗法律。
真是岂有此理！穷人没有权力，他的周围障碍重重，受着各种约束的限制，既没有保护者也没有支持者。他有可能犯下一个孤立的罪行，但只要他被发现犯了罪，所有的东西都会武装起来反对他。他很难指望从他的法官那里得到丝毫谅解，因为法官总是从敌对阶级中挑选出来的。他的亲属和他本人一样无能为力，他看不到免罪的机会。他的行为决不会对他所属社会的整个命运产生影响。不过，正是因为他，你才希望宗教的神秘保护！如果是富人犯罪，则会由贵族、由他的同盟、由那些一旦判处其刑罚则必然会遭到某种报应的人来审判。社会慷慨地支持他。一切物质的、道德的机会都对他有利，这纯粹是由于他的财富。他可以从远处施加他的影响，他可以使法律无效或腐败。不过，正是这种强大和受优待的人，才是你想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人。你认为枷锁必须套在贫困无助者的脖子上。
我是根据一种习惯性的假设 —— 宗教作为刑法的一种补充显得尤其宝贵 —— 写出这一切的。但这绝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对宗教寄予的希望比这要高。我不认为它是权力和有权人的助手。严格地说，出于算计、利益和安全的考虑而形成的日常道德，能使宗教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没有宗教，它也能对富人产生作用，因为富人有反省能力；它还能对穷人产生作用，因为法律镇慑着穷人，还因为他的工作已被事先排定，长期劳作的习惯在他的生活中产生了类似反省能力的效果。但愿灾难降临在那些仅仅拥有这个日常道德的人民身上！创造一种比宗教更高尚的道德，似乎正合我意：我寄希望于它的，不是镇压粗俗的犯罪，而是使一切美德变得崇高。
宗教的捍卫者们往往认为，把宗教说成最为有用的东西，就是为它作出了不寻常贡献。如果让他们看到，在所有可能的作用中，他们可能只赋予了宗教最糟糕的作用，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一项直接的用途、一种日常生活的需要而探寻大自然的所有美妙之处，我们就会破坏它那宏伟壮丽的整体的全部魁力；同样，由于不断把宗教当做有用的工具，我们使它受制于那种用途。如今它已降到了次要地位。它似乎仅仅变成了一种手段，而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它遭到了贬低。
而且，宗教对人民来说不可或缺这一公理，是彻底毁灭宗教的最佳方式。人民出于一种相当可靠的本能，会警惕那些迫在眉睫的事情。这种本能的起因犹如儿童的见识及所有仰人鼻息的阶级的见识一样。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对那些安排他们命运的人的内心思想保持警惕。指望人民长期信仰同它打赌的人所拒绝信仰的东西，那是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善良本性。相反，赌徒们玩弄技巧的惟一结果就是，人民一旦识破他们是些不信教的人，就会疏远自己的宗教而无需知道为什么。他们禁止自由探索的目的是阻止人民受到启蒙，而不是阻止他们漠视宗教。实际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