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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产权的间接攻击分为两类，下面就要谈到这个问题。
我把部分或全部破产、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国债的贬值。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偿付这些债务、货币的变更以及扣除额等等纳入第一类。第二类则包括当局针对那些与政府谈判供应军用或民用必需品的人们所采取的行动，针对富人的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措施，火焰法庭，国家宣布取消同平民个人的契约、特许和交易。
有些作者把设立公债视为繁荣的原因；我的看法根本不同。公债创造了一种新的财产权，它不像农业财产一样把它的拥有者束缚在土地上，也不像工业财产一样要求辛勤的劳动或艰难的投机，最后，也不像被我们叫做知识的财产权一样要求卓越的天分。国家的债权人关心的是国家的兴旺，就像任何债权人关心他的债务人的兴旺一样。假如后者偿清债务，他也就满足了。旨在确保偿付债务的谈判对他来说总是件好事，不管代价多大。转移债权的能力，使他对可能出现但仍然遥远的亡国之虞也满不在乎。只要还有其他资源可以用来偿付他的收益，他对任何一片土地、任何制造业、任何生产资源，都会无动于衷地任其衰败。
包含在公共基金中的财产权具有一种独特的、利己的基本属性，它容易变得充满敌意，因为它只有损害他人才能存在。由于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组织的显著影响，尽管每个国家的天然利益在于应把税收尽可能减到最低限度，设立公债却使提高税收成了每个国家一部分人的利益所在。
但是，无论公债的破坏性作用是什么，对于大国来说，它如今已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些通常用征税供给国家开支的人，几乎总是被迫提前花钱，而他们的预支就构成了债务。而且，第一笔意外支出就会迫使他们去借款。对于那些已经采取借款制而不是税收制的人，以及那些只是为了支付借款利息而征税（大体上这就是当代英国所采纳的体制）的人来说，公债与他们的生存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建议现代国家不要靠信贷提供财力，根本就是白费唇舌。
一旦出现国债，那么减轻它的破坏性作用的淮一办法，就是一丝不苟地尊重它。这将在它的性质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使它具有与其他各类财产权相同的稳定性。
轻诺寡信永远无补于事。如果不能偿付公债，你就会给一种财产权 —— 它为它的所有者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利益的利益 —— 的不道德后果增添更为灾难性的后果：无常与专横。这些就是在国家不能兑现其承诺时，证券交易便决不会繁荣兴旺的首要原因。那时所有的公民都将被迫在投机的风险中为权力使他们遭受的损失寻找一些补偿。
对债权人的区分，对个人交易的调查，对公债券的流动方向及它们消失之前所经之手的搜寻，都已经彻底失败。国家举债，欠了人们的钱，于是付给他们债券。这些人被迫出售国家付给他们的债券。政府凭什么理由引发交易以使那些债券的价值遭到怀疑？它越是使它们的价值遭到怀疑，它们就越会贬值。它将依靠这种不断的贬值，按不断降低的价格兑付它们。这种变本加厉的进程所造成的反应，将很快把债权变得一文不值，使私人投资者倾家荡产。债权人原可随意处置他的债券。如果他卖出他的债权，那肯定不是他的过错，因为他是为贫困所迫，那是国家的过错，是国家只付给他将要被迫出售的债券。如果他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卖出他的债权，那也不是买方的过错，买方买下的是不利的前景；过错还是国家的，是它制造了那些不利的机会，因为，如果不是国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被出售的债权也不会跌得如此低廉。
如果任何债券都会由于进入二手交易 —— 政府对此肯定觉察不到，因为那是些私下达成的自由交易 —— 而贬值，那么，一直被看作财富之源的流通，就会变成贫穷的原因。拒绝偿付债权人之应得，而且即使偿付也已贬了值，我们能为这样的政策进行辩护吗？法庭有什么理由谴责一个既是债务人、又是一种正在破产的权力的债权人呢？什么？就因为我不满于对公共债权的欠债，就要把我拖进地牢、夺走我所拥有的一切吗？就要让我面对产生了灾难性法律的同一个法庭吗？法庭的一边坐着对我进行抢劫的权力，另一边坐着因为我被抢劫而对我进行惩罚的法官。
一切有名无实的偿付都是一种破产的形式。一位值得称道的法国作者指出，发行不能随时变换为金银的证券，那就是掠夺。做这种坏事的人即便被授予公共权力，也不能改变他们行为的性质。当局如果用虚构的价值偿付公民，那将迫使他们使用同样的偿付手段。为了避免使自己的交易受到伤害，使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当局必须使所有类似的交易合法化。如果只让某些交易成为必要，它们就向所有交易提供了一个借口。利己主义会按照这个约定的信号发起猛攻，它比权力要狡猾得多、机敏得多、果断得多、势利得多。它会凭着反应迅速、复杂多变的骗术推翻一切戒备措施。如果腐败可以被证明为必要，它也就没有了限制。如果国家想区别对待它自己的交易和平民的交易，那只会是一种更加令人厌恶的不公正行为。
只有国家的一部分人是国家的债权人。当税款被用来清偿公债利息时，这些税负却要由整个国家来承担：国家的债权人作为纳税人，实际上只交纳这些税负中的一部分。压低债务，倒霉的只能是债权人。这等于是说，如果由全部人口承受一种负担过于沉重，由同一人口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来承受反而会更轻松一些。
再说一遍，所有不得已的压低债权都是一种破产形式。按照随意提出的条件同个人进行谈判。他们满足了那些条件。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资金。他们从有盈利前景的各个工业部门撤回资金。他们有权获得对他们承诺的一切。实现这些承诺就是对他们所做牺牲、所冒风险的合法补偿。假如一名大臣为提出了负有法律义务的条件而后悔，那只能是他自己的过错，而不是那些仅仅接受了这些条件的人的过错。事实上，这是他的双重过错，因为，他以往的失信使他的条件更加负有法律义务。如果他能够唤起全面的信心，他本来是可以获得更为有利的条件的。
假如这笔债务被压低了四分之一，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它被压低三分之一、十分之九甚至荡然无存呢？我们能给我们的债权人、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什么保证呢？小时偷针，大了偷金。假如有严格的原则迫使权力兑现自己的承诺，它会在秩序和经济中寻找手段兑现承诺。然而它却选择了欺诈，它发现欺诈最投它的脾气，因为它免除了权力的任何劳作、匮乏或努力。于是权力会继续求助于欺诈，因为它再也感觉不到诚实感的束缚了。
背弃正义造成的盲目也是如此，它会使人以为，凭借权力压低债务，他们就能恢复看来已经消逝的信誉。他们从一个被他们误解和误用的原则出发。他们以为，一个人的应付款越少，他能够得到的信任就越多，因为他偿付债务的处境会更好一些。但是，他们把合法清偿债务的效力与破产的效力完全混为一谈了。对一个债务人，有信守承诺的能力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兑现承诺的愿望，或者我们有迫使他兑现承诺的手段。一个政府利用权力免除自己的一部分债务，说明它并不打算偿还债务。既然它的债权人不可能强迫它还债，它的财力又有什么实际用处？
公债不同于绝对必需的日用品：就后者而言，越不容易得到，它们就越值钱。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价值，而它们的相对价值将会由于它们的稀缺而提高。然而，债务的价值却完全取决于债务人的可靠性。破坏了这种可靠性，你就破坏了价值。把债务减少到一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都是徒劳的，剩下的不过是更大的不信任。没有一个人想要或者需要一笔得不到偿还的债务。就个人而言，兑现承诺的能力是主要条件，因为法律比他们强大。但就政府而言，它们的意志成了主要的条件。
还有一种与政府那些似乎无所顾忌的行为有关的破产。也许是出于野心，也许是由于鲁莽，甚至是因为必需，它们醉心于耗资巨大的事业，为那些事业的必需品与商人们签订合同。实际上，它们的合同极易成为不利的合同：人们从来不可能像保卫个人利益那样热情地保卫政府的利益 —— 凡是当事人不能亲自监督的交易，都会遭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然后，当局会转而反对那些利用自己固有优势的人。它会鼓励对他们进行抨击和诽谤。它会取消合同。它会推迟或拒绝付款。它为了打击少数受怀疑的个人而采取的一般措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株连整个阶层。为了掩饰这种罪恶行为，它会小心地声称这些措施仅仅针对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他们的收益将被没收充公。它会刺激人民仇视少数可恶的腐败人物。不过，因此而被劫掠的人们并非是些孤立的个人。他们并不是事事自己动手。他们还雇佣了一些工匠和工人为他们提供物品。因此，明显只是针对前者的掠夺，实际上会落在这些后者身上。有些人却总是那么轻信，他们为几笔财富的毁灭而欢呼，为这些财富的所谓穷凶极恶而怒火中烧，这些人却没有认识到，所有那些财富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劳动，并且不断向他们扩散，而那些财富的毁灭等于是夺走了他们的工钱。
政府总是或多或少地急需同人们做生意。政府不可能像个人那样用现金购物。它要么先付款，这不现实；要么先提货，这需要信誉。假如它虐待或羞辱供货人，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诚实的人将会退缩，不愿继续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