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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发签抓人。曹雪芹紧接着写道：“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服侍。”所谓“门子”只是个最普通的差役，可是堂堂知府大人居然就“只得”罢手，而且立刻退堂，还一直退至密室，并让其他仆人统统下去，只留下这个门子。曹雪芹真是惜墨如金，仅仅用了31个字就把贾雨村接受上次被上司参了一本罢官的教训极其生动地写出来了，其中有许多内容需要读者自己去体味。也只有读者自己慢慢琢磨，读起来才有滋有味，这是一种艺术再创作。贾雨村显然明白，这个门子居然敢在知府衙门大堂之上如此暗示，必有道理。此人不是有过硬后台，连自己这位新知府都不放在眼里，就是有充足理由要讨好自己，免得自己这个知府一上任就吃亏。总之，贾雨村从上次的官场失败中明白了许多为官的道理，最主要的是：上司是不能得罪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包括官场中的某些小人物，也不能随便得罪，或者说有时候很用得着。果然，门子拿出了护官符。那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不仅家家显赫，“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而且他贾雨村复职就是靠的贾府之力。曹雪芹在写贾雨村听门子叙述英莲被拐卖和冯渊被打死的过程中，也并没有简单化。贾雨村既有同情，也有不忍徇私枉法的想法。但门子说，“只是如今世上（那些大道理）是行不去的”，否则“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雨村低了半日头”，思想斗争，结果良心被黑心彻底击败。不过他还要掩饰自己，装模作样地说：“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于是次日他就在衙门大堂之上判了那个葫芦案，使英莲彻底断送了回到父母、亲人身边的可能。贾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贾政是薛蟠的姨夫，王子腾是薛蟠的舅舅。节度使是唐五代时期主管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军政事务的主官，地位相当于清代的巡抚甚至总督。所以这是贾雨村给举荐自己复职的恩人贾政报恩，并且乘机巴结官位更高的王子腾，以便为自己将来升迁铺路。贾雨村真是把历次升官、罢官的经验教训充分接受了，找了个空子，把那对他知根知底的门子充军发配到远方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去了。按说，这门子可是对贾雨村有功的，甚至可说有恩。可是对贾雨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甚至还可能会构成威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如此而已。
这样，贾雨村也就彻底完成了由好男人向坏男人的转变。
“末世”的社会的罪恶
在完成了这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之后，前八十回贾雨村就不再正式出场了，而是通过别人的口介绍，他如何在坏男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官却越做越大，其秘诀就是巴结贾府这种显赫人家。最主要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三十二回贾宝玉正和史湘云、袭人等说话，下人来说，贾政让宝玉去见贾雨村。贾宝玉非常讨厌这个家伙，说他“回回定要见我”。可想而知已经由地方官成为京官的贾雨村不但常跑贾府，而且知道光讨好贾政还不够，还要在贾府的命根子贾宝玉身上下功夫。套用一句现在的话，贾雨村讨好贾宝玉，是在做期货呢！四十八回还通过平儿的叙述写到，贾雨村与贾府结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最新一件是，贾赦看中了石呆子收藏的20把古扇，千方百计要弄到手，石呆子誓死不卖。结果是贾雨村“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五十三回提到贾雨村升了大司马（相当于兵部尚书），而且协理军机，参赞朝政，那就位列中枢了。后来他有降有升，直到肩上枷锁扛。
总之，《红楼梦》通过贾雨村一生的经历，写出了封建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某一类知识分子生涯的全过程：苦读、赶考、高中、为官、升官、革职、复出、高升、获罪。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转折点就在贾雨村为官时期。一个才华出众、胸怀大志、颇有骨气、本来完全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好事的文人，逐渐被黑暗的官场腐蚀成为一个徇私枉法、人性泯灭、恩将仇报的大坏蛋。这样，贾雨村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人物本身，而是突出了这个被曹雪芹反复称为“末世”的社会的罪恶。社会环境腐蚀了好人，保护和得志的是坏人，那么结论就只能是：这个社会环境必须改变！这个被称为“盛世”而实际上是“末世”的社会必须灭亡！
因此《红楼梦》反映的社会是，一方面它不允许贾宝玉这样的优秀分子发展，另一方面它腐蚀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贾雨村这样的人，而使得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人如鱼得水。老一代不能为下一代楷模（贾赦和贾琏、贾珍和贾蓉）；相反，老一代还以自己的丑恶行为毒害腐蚀着下一代，那么，当然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的社会自然应该灭亡。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于坏男人的描写，主要并不在于批判这些个人，矛头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至今仍然被津津乐道为“盛世”的末世。
后记周思源看红楼后记十年前的此时，当我正准备“改邪归正”，回去继续弄现当代文艺研究与评论，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的张庆善（现任会长）着急地说：“你可别！你要知道，你现在正处于上升时期。”他告诉我，这次邀请我去参加五月底的福建南平会议，是冯其庸先生点的名，李希凡先生也去。而我的不少观点和冯先生、李先生等前辈与时贤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完全对立。1994年我才第一次参加红学界的学术会议（山东莱阳），南平会议是第二次，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写了《红楼锁钥话“受享”》一文。我的观点，至少大会主席、时任红学会秘书长、红学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杜景华先生是完全不赞成的，但在南平会议上景华先生不仅让我“受享”发言不受时间限制，而且让我主持了两个小时的大会。文稿在下一期《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结果此文成为我第二部红学著作《红楼梦创作方法论》的开始。我衷心地感谢红学界的宽容，没有众多师友多年来的帮助、鼓励、抬爱与提携，多次为我创造条件，我决不可能沿着自己的路子继续走到今天。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不久，我就有幸和他们合作，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百家讲坛”有一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的年轻精干的团队，他们的诚信、敬业、好学，对节目精益求精，对演讲者的尊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特别感谢“百家讲坛”栏目的前任和现任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和万卫先生，以及孟庆吉、刘德华、张长虹、张嘉彬、高虹、马琳、魏学来、兰培胜等各位编导和其他工作人员。承他们青目，我这个红学界的票友才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荧屏演讲《红楼梦》，并夹塞讲了一些其他题目。“百家讲坛”在寻求学术品位和大众化之间的平衡点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我尤其要感谢丛丛慨允拨冗赐序。
我有三次关于《红楼梦》的讲座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傅光明研究员不但是节目的策划，而且是主持人。正是由于在这里演讲，使我对如何将学术问题讲得雅俗共赏做了一些尝试。如果没有“在文学馆听讲座”这个高雅而结实的桥梁，我和“百家讲坛”的联系有可能就中断了。对光明的帮助，我深表谢意。这本书会出版虽然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中华书局的宋志军先生约稿之快仍然使我吃惊。他的谦和、热诚，专业知识的丰富，令人感动。我们只通了20分钟电话就敲定了一切。非常感谢他和中华书局的领导以及其他编辑决定此书迅速出版而且做得十分漂亮。
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决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稿子赶出来，而且居然还能够照样睡懒觉。
周思源
2005年4月3日于北京语言大学三间屋送一校（2005年3月28日）送二校（2005年4月25日）送三校（2005年5月6日下面不要）送四校（2005年5月18日）送五校（2005年5月26日）位极人女贾元春
元春这个艺术形象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她是为什么死的，她的死与贾府败落有多大关系，她死在京师还是外地？
元春的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红楼梦曲·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
有几个问题是红学家、红学爱好者争议较多的：
一是“二十年来”的那个“二十年”究竟指什么，是指元春入宫时的年龄，现在的年龄，入宫至今的时间，还是有所影射？
有几个坐标有助于我们确定这个问题。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到当时宝玉七八岁，而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这个“现”应当是不久前的事，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否则就会说“去年”或某年。因此，这时元春应在十五六岁左右，太小了她不可能参加秀女的选拔。这从第四回宝钗进京为了“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可以看出。次年宝钗及笄，那个生日特别，引起了不少误会。若是元春二十岁才入宫，在当时这样的“晚婚”不大可能。因为元春非常美丽，才华洋溢，出身贵族之家。这样的女孩，往往不到及笄之年就被人看中，来论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