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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而她“自己也在蜕变之中”。她在年轻的、正直的人，梁专员以
及重返前线的伤兵的支持和鼓舞下，决心在这个医院坚持下去。丁大夫不仅
是个慈善的女性，而且在蜕变中成长，具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蜕变》的命运及其他
四十六年来《蜕变》的命运是令人感慨的。曹禺对徐九虎说：“在剧校，
你和你们班上同学是参加《蜕变》到重庆首次演出的。国民党审查剧本机构
先是由顾毓琇先生来和我疏通意见，顾先生是学者，也是写剧本的。后来由
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亲自出马，请我、张骏祥、余上沅吃饭，提出四个问题，
除了余上沉答应把省立医院改为私立医院，其他我应付过去了。一九四二年，
史东山排这个戏，蒋介石看了，他说：“拿了一出共产党的戏给我看。”第
二天就禁演了。还是派潘公展来找我，叫修改剧本，我说：“写剧本还是我
们内行，不改，要我修改的意见中有一条：不要提伪组织。伪组织是指当了
汉好的汪精卫。为什么不准提，至今我没有搞懂。这个戏宣传的当然是爱国
主义，至今也有现实意义。比如剧中说克复了‘大都’，就是北京。那时北
京并未克复，是表示一种愿望，一种抗战必胜的信念。那时候我还希望中国
以后就建都北平。”一九三八年，曹禺在重庆认识了周总理，曹禺说：“那
时候，我对国家，对自己的前途保持信心，我是极为感谢周总理的。”
“《蜕变》也被日本人禁演过。”曹禺对徐九虎讲了一段往事：“一九
四○年，我把这个剧本寄给在孤岛上海的黄佐临夫妇。第二年，他们在上海
公共租界卡尔登剧院演出，黄佐临导演，丁大夫我是照佐临的夫人丹尼写的，
丹尼自然就演了丁大夫。这个戏在上海演了三十几天，演出后上海是人人争
谈《蜕变》，爱国主义情绪高昂。演出当然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干涉，最后，
日本对租界当局下了最后通牒，在日军压力下，这个戏被迫禁演了。”
（原载《重庆日报》1985 年10 月18 日）
曹禺谈《日出》
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作《日出》，是我国话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一部好
戏。五十年后的今天，由曹禺和他的女儿万方编剧，于本正导演，把它搬上
了银幕，上演之后，观众反应强烈。最近，我专程拜访了这位戏剧大师。
我向曹老祝贺，他高兴地笑了笑说：“是吗？五十年过去了，我自己倒
还没注意呢！”
我请曹老谈谈他当年创作《日出》的情况，他欣然应允。他说，那时，
他的内心极为苦闷。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地区，正策划
吞并我国。而我们的国家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四大家
族的统治，是个“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语）的社会。他在《日出》中，
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示那个可恨的、不公平的社会面貌，并期望着太阳、
春天和美好生活的到来。
曹老告诉我，他写《日出》时，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白
天为学生们上西洋戏剧等课，晚上就写剧本，经常通宵不眠，双眼熬得通红。
这个剧本写得较顺利，四个月就写好了。平均每月写一幕。每写成一幕即寄
给由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每月登一幕。
曹老回忆说：解放前，《日出》在话剧舞台上很叫座，经济拮据的剧团，
上演这出戏之后，情况便会好转，大家可以有饭吃。解放后，也被大家公认
为是优秀剧目，经常上演。最使他高兴的是，全国著名演员差不多都在《日
出》中饰演过角色，为剧本增色添彩。但是，也有令人恼恨的事：解放前，
国民党当局一度想扼杀《日出》。以唐槐秋为台柱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北平
上演《日出》时，当局竟要剧团缴“娱乐捐”。那时候，只有妓女才缴这种
“捐”的。演员们气愤至极，当即严词拒绝。还有，在那动乱的十年中，《日
出》和其他的优秀文艺作品一起，都被列为禁书，曹老也被当作“反动权威”
批斗。
《日出》的电影文学本对原著作了一些重要的改动，更突出了陈白露。
如增加了序幕，写了她与诗人在爱女墓地分手各奔前程；来到大都市的陈白
露在为河南灾民义演的夜总会中，应酬交际，艳压群芳；陈白露与方达生漫
步街头，去小店吃馄饨，回忆着童年纯真的情谊；小东西失踪后，陈白露和
方达生四出寻找，从正在痛哭的翠喜身旁，发现了被芦席卷着的小东西尸体，
这里，让三个不同的女性集中在一起；对于陈白露的死因也作了重要改动，
原著中她是因悲观绝望，极度厌恶那种生活而自杀的，电影剧本则把它改为
金八替陈白露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她不甘心落入金八的魔爪，以死表示最后
的反抗。曹老说，所有的这些改动，是从电影艺术的特点出发的，以突出刻
画陈白露的善良、纯真、苦闷、软弱、虚荣、沉湎于腐朽生活而不能自拔的
矛盾心理。
曹老不愿发表对影片《日出》的评价，他说：“原来的话剧本是我写的，
又是和女儿一起改编的电影文学本，我怎能说好或不好呢？”他希望由观众
去评议，让时间和历史去作公正的结论。
曹老深有感慨他说：“我写《日出》的前后五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日出》中的那个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亲眼看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一天天地繁荣富强起来。我真希望能活到二○
○○年，看到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 年12 月18 日）
曹禺谈影片《日出》
初冬。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在曹禺先生的上海寓所，我访问了他。
曹禺今年七十六岁，近来身体不好，常犯心绞痛和胃痛。我去的时候，
他似乎才起身，穿了一件紫红色的睡衣，跟着拖鞋。他热情而又谦和，尽管
身体不好，但仍然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他抬腕看了看表，说等一会约好有人
来，所以只能给我四十分钟时间。
我刚看过上影厂的新片《日出》，于是就请曹老从《日出》谈起。
《日出》是曹禺一九三五年写的作品，当时他才二十五岁，白天在天津
女子师范学院教西洋文学史，晚上写《日出》。他出生于官僚的家庭，从小
喜欢结识各种朋友，二十岁左右已经认识了许多人，脑子里的材料积累了很
多，所以动笔写《日出》并不费力。他说：“《日出》没有曲折的故事，我
只是写了人。”我问：“你是怎么写人的呢？”他说：“我和这些人都有过
交往，仔细地观察过他们，对他们很熟悉。人物不能靠幻想去胡造，要真
实。。”
我请曹老谈谈《日出》的主题。他沉思片刻，对我说，五十年代，香港
也拍过《日出》的电影，将方达生写成地下工作者，陈白露是掩护地下工作
的进步女性。导演的意图是好的，他说《日出》是进步话剧，为了使它更进
步些，所以这样改了。其实，我写《日出》时，对革·412·命的认识还很模
糊。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一个学习班，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委
托国民党办的。学习班老师启发我怎样看世界，怎样看社会。那时，我才第
一次知道什么叫剥削。我写《日出》的出发点很简单，那就是不平等的社会
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写革命，我是写不出来的；我只是想通过这些受罪的人
喊出：“要平等，要自由，要民主。”随着剧本的逐渐写成，思想也越写越
清楚，最后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之道其犹张弓钦！高者抑
之，下者举之；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
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最近摄制完成的电影《日出》，是他和女儿万方根据话剧本一起改编的。
话剧是一出群戏，而电影加重了陈白露的戏，使她成为全剧的中心人物。话
剧本中，陈白露是厌世而死；影片中，将陈白露之死，改成由于被金八强占、
逼迫而死，这样改，让一般观众容易理解。影片集中描写了陈白露堕落的过
程，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深化了影片的主题。曹禺特别强调地对我说：“影
片中，张鸿西的歌词写得太好了！”曹禺指的是陈白露在会贤俱乐部为河南
灾民义演时唱的那首歌，歌词是：“人生好比一场梦，你我相会在梦中。。
待到梦残心碎时，人面桃花去无踪。”他说：“歌词有三十年代的特点，虽
然有点虚无主义，但不庸俗，有诗味，写出了陈白露的性格。可惜在影片中
没有反复唱。”
曹禺说，对一部电影的要求，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他说《日出》拍得
很好，他感动他说：“摄制组的同志工作都很认真，尤其在大伏天，棚内的
空调不管用了，气温有四十摄氏度，可演员仍然穿着厚厚的衣服拍戏；打灯
光的师傅还要抱着灼热的灯泡工作，我心里真感动。我们的同志有这种认真
的精神，电影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我问曹禺：“《日出》在今天重新搬上银幕有什么新的意义？”他说：
“《日出》虽然不是写四化建设，但它也能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可以请青
年人知道旧社会是怎么样的，他们看了电影以后，和现在社会对比，就能受
到教育。。”
采访还未结束，原来约好的客人提前来了。客人是浙江美术出版社的编
辑，他们要编一套世界名著连环画，《日出》也在选题之中。他们请曹禺为
这套连环画写序，曹老欣然应诺了。他高兴他说：“现在提倡创作自由，文
艺界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一定会出现好的电
影，好的戏剧。。”我问曹老：“你现在还在写吗？”曹老说：“我现在是
在写，写的都是过去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