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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回家过春节，因为妹妹与我及我男朋友一起回了老家。几个叔叔与堂哥一起在我家打扑克，是打着玩的，竟然突然间冒出几个什么派出所的，掏空打牌的与围观的所有乡亲袋子里的钱。在厨房里做饭的奶奶也没能逃过这一劫。仅有的四十多元钱也被他们拿走了。打牌的四个人也被他们带走，是交了2500元才放出来的。可是读了高中的叔叔还是被他们打伤了，后来还说，罚了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做煤球……家乡的派出所人员乱来乱打乱执法是早有所闻，可是那一次是彻底看清了他们的面目。简直是一群饿狼！！！
“不知现在家乡是怎么样，又是两三年没回家了，不过从父亲的电话里，我知道，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今年晚稻成熟时连着半个月不见太阳，谷都发芽了，而早稻，上交之后所剩无几。每年的年尾与年初家里总是要去买粮农民弟兄真被害苦了……”
这是一篇出自打工妹之手的文章，一看就可以让人了解当前的农村社会。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学者现在已经很不了解社会了，没有体验，没有感觉了。所以，我经常上网看那些论坛和BBC贴子，那才真正是群众语言。在这种语言环境里，整个中国的现实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看看这些文章的标题：
农民任人宰割的阶级！
欲言又止的诉说
最苦还是农民看江西收缴减负手册有感
我可怜的农民父亲、农民母亲！
劳动法所说的劳动者居然不包括农民
痛斥〃中国农民〃的不肖子孙
客观看待农民问题
我们应当尊重中国农民
根本原因是农民缺乏自信
不是户口制度的错，也不是城市的错
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出生问题
到底是谁不把农民当人
“农民问题”不仅仅在于“户口制度”
最穷的纳税人：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的恶梦——户口制度
农民的生活？——牛一样的苦！
农民弟兄被害苦了
……
中国农村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农村愚昧的政治文化不能不影响着中国城市。福建厦门的远华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赖昌星这么一个农民创办的公司，用最低级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腐蚀了我党多少干部！使多少官员被拉下水！不发展农村，一味让农村落后，最后便会出现波及全国的事情，如横行霸道、卖官鬻爵、行贿受贿、买卖人口、杀人抢劫、制假造假、卖淫贩黄、走私毒品、行乞行骗、封建迷信等这些事情，城市人仅靠户籍制度来堵就能保全自身吗？就象沙尘暴和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你能堵得了吗？
农村的腐败要甚于城市的腐败。而且这种腐败对整个社会的也许至今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我在研究农民的制度创新性时发现，农民既具有巨大的良性制度创新性，也具有极大的坏制度创新性。最近，《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我，我们围绕着“腐败资本主义如何在中国发迹”进行了这样一场对话：
记者：“这些年里我们国家的确有很多人富起来，但仔细观察起来，中国的富人今天在社会上很难获得承认，社会对一些富人总持有怀疑的眼光甚至敌视的态度。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
仲大军：“你这种观察是很准确的。先来看几个事实就可以知道当今社会为什么对富人持怀疑态度。我们以已经暴光的案例来分析，厦门远华集团的确很富，富得要盖88层的远华大厦。但这个集团的发迹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并且这个公司是一个权力资本主义的企业典型。赖昌星利用海上走私大发不义之财，同时又利用行贿、女色等各种手段腐蚀官员下水，而官员则利用赖昌星贪赃枉法，发家致富。赖昌星利用权力庇护和走私在不到七八年的时间就发展起一个拥资几百亿元资产的庞大企业。如果不是案发被破，此公司在厦门以及香港不知能膨胀成什么样子。
“第二个典型案例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行贿案，送贿者周雪华在三四年间，通过行贿胡长清三四百万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立了近10个私营公司。周雪华从一个20几岁的普通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奥特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靠得就是坑蒙拐骗，通过行贿获得的长官赋予的特权。有了这些权力保护伞，周雪华很快变成了拥有上亿资产的企业家。今年4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上有篇文章，详细报道了周雪华的“发展历程”，大家可以看一看。
“通过这些例子您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哪些人在发家致富。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揭露出来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因此，把中国近20年里发展起来的一部分经济称作权力资本主义经济一点也不过分。也许这部分经济只占中国经济总体的20％或者10％，从比例上看还不算大，但如果任其发展，危害极大。听之任之，中国社会发展前景将不堪设想。权力资本主义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拥有权力的官员想利用权力捞好处，第二个是社会上有一批专门依靠权力攫取财富的不法分子。这两种人勾结起来，就建起中国权力资本主义的大厦。”
记者：“您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农民，这种现实是不是说明中国农民具有很大制度创新性？”
仲大军：“应当这么看，中国农民在制度创新上具有二重性，分为正负两个方面。改革开发20年来，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大批乡镇企业的涌现，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另一半壁江山。在这20年间，中国农民表现出特别有创新性，不但是技术创新，更有制度创新。其成功的典型已经有一大批。如吴任宝、鲁冠球、刘永好、张宏伟、韩伟、朱桂相等。这一批人可以被归类为好制度创造者。
“但在农民特别能创造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制度创新的另一面，即坏制度创新能力。赖昌星、周雪华以及浙江温岭市的张君、湖南常德的杀人魔头张军就是坏制度创新的典型。这些人为了达到捞取财富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各种违法违纪、卑鄙下流和残忍的手段都可以使用。正是这样一批坏制度创新者，使中国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社会法制遭到极大的破坏，中国的法律、道德肌体受到了极大的腐蚀。中国人的素质受到坏制度的影响和熏陶，致使整个社会都在腐败堕落。
“今天，已经到了对这种坏制度创新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要知道，贫穷是促使人们创新的主要动力，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过上幸福和富裕的生活，每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都在财富创造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但在这一创新过程中，有人按规则办事，有人不按规则办事。那些缺少教育和知识的人特别容易走上违法违轨的道路。象赖昌星这样缺少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人，他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获取财富。这种农民创新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中国今后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大量发生，是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见《中国企业》2001年6月4日，新财富版，＇
3，挹此注彼式的调整
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已提到战略选择的高度。尽快吸纳和消除当前农村过剩的1。5亿劳动力，打破户籍藩篱，将国民生活集约化，是中国下个世纪要解决的最大任务。但是，现存的制度是某种利益格局的固化，而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一种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性。尽管二元结构已对中国带来了以上所说的诸多危害，但近些年里，各项改革政策对这一结构的触动甚少。其原因便是历时40多年之久的二元结构已在中国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一旦打破便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来看近几年里中国农民的待遇。
当90年代后半期由于经济过热出现生产过剩、大批国有企业出现经济亏损、城市经济出现问题时，“三年扭亏和脱困”便成了新一任政府的主要目标。这几年里，中国在劳动力用工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许多城市制定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光北京市就有100多个岗位不准招用农民工。其结果，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民工数量大大减少，从民工潮最高峰时期的9000多万人减少到今天的不足4000万人。据广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披露，目前广东有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有1200多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5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闲置，更对农村收入带来极大影响。一个农民工如果每年在外挣回2000元钱的话，5000万民工带回农村的就是1000亿元。在实行宏观调控的90年代下半期，打工的农民人数逐年减少，几年加起来，流向农村的打工资金至少减少了三四千亿元。这就是最近这些年农村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居住的北京市就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北边不远的新文化街农贸副食品市场往日热闹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许多已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外地人身影不见了。南边国华商场后面的一条水果蔬菜市场也整个被取消了。北京的确见不到那么多外来人了，街道上清净了许多。仅1999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就强行遣返了几十万外地人。许多北京市民为市政府采取的这一“清理”行动叫好，但在清理和驱赶的背后，却是农民收入的减少。
中国经济如同中国社会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等级性。这也与中国的计划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有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下，经济领域中“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的做法频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