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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如此，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失业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与长期化。当时由于街头小贩这一类柔性价格市场内的物价不成比例地暴跌以及投资回收率极低而怨声载道。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的显然崩溃与保守的柯列芝（Coolidge）及胡佛当局为阻止衰退所作努力的失败，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对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已失去信心。（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听其自然，则一切都会好转；在某些情况下，也主张政府对于外国的竞争采取保护政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旨在干预市场的政策，它们规定将价格与工资冻结在“公平”、“合理”或“不亏本”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对于已牢固占领市场的企业及工人有利，但却不利于雇佣更多工人并销售更多的产品，而后一行动对于摆脱危机复兴经济却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系列错误政策都由胡佛当局开始提出。例如，1931年通过的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法案，其中即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建设项目的承包或分包商，如果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工部长规定的当地合理工资，要受到法律制裁；而所谓的当地合理工资一般均相当于工会力量最强的建筑部门内由工会规定的工资。又如1932年通过的诺里斯…拉瓜地亚（Norris－La
Guardia）法案终止了法院限制合并垄断劳动市场的权力。
其后，在1933年成立了国家复兴局。它不仅允许而且竭力鼓励每种工业都建立自己的“公平竞争法规”和一个执行法规的“执法权威机构”。这类“公平竞争法规”一般都要求各企业在产量、产品价格、各种贸易价格方面采取“公平”的行为，而且还要求实行“公平”的工资、工作时间、集体谈判权等等。据估计此类法规涉及到当时工业中95％的雇员。虽然国家复兴局也规定所谓“最低”工资与禁止削减工资，但它对企业贸易协会的利益似乎更为重视。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所描述那样：“作为国家复兴局政策的各种法规均来自工业企业本身提出的建议。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的建议都是由至少一个或更多的贸易协会提出的。国家复兴同给予工业以自治的机会，从而许多长期销声匿迹的贸易协会又恢复了青春，而且许多原来没有贸易协会的工业也急急忙忙把协会建立起来。”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国家复兴局不合宪法。然而，它的某些活动都转移给了其他政府机构，并且先后通过了各种法案〔如1935年的美国劳工关系法及1937年的瓦格纳（Wagner）法案］以维持工资水平并促进工会组织的扩大。这种“工会化”发展迅速，并无疑地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工资政策，这些企业都害怕被孤立在工会化运动之外，到1934年春季，全部工业中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在已建立本厂工会的工厂内工作，而这些工会一般都是在一次罢工后组织起的，或通过独立工会的活动而建立。独立工会本身的会员也由1932年的300万人猛增到1938年的800万人。
总之，美国经济大衰退的出现使得政府当局手忙脚乱，慌张地去促进企业之间与劳工之间的种种组合，并颁布一个又一个的法令，而这些措施实际上进一步阻碍了企业与失业的工人以及闲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互利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合同：即愈来愈多的工人、消费者及企业被禁止进行那些本来可以填补图1内所示三角形区域内的交易。不仅如此，还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案”及其他的立法，固定了某些农产品的价格并强行禁止在大片土地上种植或动用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以为这样就可以挽回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局面，而实际上却阻止了闲置的资源转入农业领域。
在上述情况下，像凯恩斯所建议的那种刺激总需求增长的政策自然就很起作用了。由于此项政策可以停止通货紧缩与提高价格，因此通过缓慢行动决定的名义价格以及冗长的立法过程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而言就不那样明显，从而其危害也较轻。由于利率已经过低，有些人宁愿囤积货币，因此无怪乎凯恩斯会认为增加货币发行量还不够，进而主张政府实行赤字预算。作者无法确切了解美国执行“新政”时期每一具体政策或措施究竟对提高总需求有多大贡献。当时政府确曾购入黄金与增发货币，但最著名的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赤字预算，后者曾经是有争议的政策。显然·罗斯福总统的需求膨胀政策，加上采用联邦存款保险手段增强了银行系统的信用，实行某些货币扩张政策，同时将某些卡特尔规定的高物价与高工资逐渐调低，这些措施的综合效应超过了由于建立新卡特尔以及由政府规定最低价格与工资所引起的失业与资源闲置的消极作用。到1940年，失业率比罗斯福开始执政的1933年有所减少，实际产出也有所提高。
因此，凯恩斯理论对于美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它对于所有英语国家都有同样深远的影响，因为后者大部分都经历了特别长的政治稳定时期，从而建立了众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由这一角度看来，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在战后对凯恩斯理论不那么欣赏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但其中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英语国家中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人数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好几倍，从而其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被凯恩斯微妙与精湛的巨著所折服而加以赞美。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虽然在经济衰退中采用凯恩斯所主张的增加总需求的措施有时可以抵消特殊利益集团及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对于非自愿失业而言，总需求水平这一因素最多只有第二位的和暂时的影响。非自愿失业只能由以下原因来解释：某种利益或政策阻碍了自愿出卖劳动力（或其他商品）以及有意由购买这些劳动力或商品中获利者双方互利的交易。总需求水平偏低或下降，既不是非自愿失业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其充分条件。不仅从理论上看，而且由本章前面所引证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明，总需求水平的低落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或自愿失业。
反之，在总需求水平较高或增长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非自愿失业。这可以由以下事实说明：无论特殊利益集团所预测的通货膨胀率为何，它们倾向于制订更高的实际价格与工资水平，以阻止在该集团之外进行互利的交易。这样就会使市场无法结清。在此情况下，甚至当闲置的生产资源最终转入柔性价格部门并得到利用后，仍然会有一些非自愿失业存在。这是由于：前面所描述的情况造成了同等的资源在不同部门中毫无理由地有着不同的报酬，这样就会引起额外的排队与寻职损失。最近发生的滞胀现象同样可以证明：在较高的或增长着的总需求水平下，仍然会产生非自愿失业；在某些年份中，尽管以货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同样也发生了高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支出必然增加，否则，较高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就不会被购买，但非自愿失业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可能增加。
由于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或最终的）根源，因此经常地、及时地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似乎毫无意义。这不仅因为，像其他作者所指出那样，我们的知识不够，无法对需求进行精细调节；而且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需求调节都不可能成为主要杠杆。当1933年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之中时，通货膨胀已不可能产生任何有害作用，而且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正准备将其垄断价格降低到1929年的水平以下，没有人预计价格会再上升；因此，用一切手段来增加总需求，借以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维持高价的有害影响，这种想法确乎是极为重要的。额外的支出可以弥补由于失业及垄断价格所造成的需求减少，而且有助于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从而抵消刚性价格部门相对价格过高的有害作用。但如果特殊利益集团已经习惯于对付需求管理，并采用制订更高价格的方法来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作用，那么上述需求管理方法不仅起不了预期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正如作者在另一著作中所指出：有时由于货币政策（可能财政政策也如此）改变起来比特殊利益集团调整其价格的速度更快，这样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在大多数特殊利益集团决定了各自的垄断价格之后，通过改变政策实现需求管理，可以使实际产出上升。但这种多变的和不可预知的政策也将付出代价，因此并非一种长期解决办法。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凯恩斯并未解释各种工资与价格为何产生刚性，也没有指出此种解释恰恰就是所有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因此他的某些追随者竟假定这些工资及价格在不同程度上是人为地任意规定的。凯恩斯多次提到通货膨胀率的“核心”——即变化较慢的那些价格与工资的增长率——，但他的理论中并未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哪些价格与工资属于这种“核心”，以及什么力量使它们发生变化呢？如果这些构成核心的价格与工资可以随意选定，或者是指令性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则没有理由设想它们会受到总需求增长的深刻影响。由于对上述问题未能回答，因此，当某些凯恩斯主义者在70年代曾建议政府采用更大胆的扩张政策来消除失业时，结果徒然加剧了通货膨胀，而失业率却并未减少。
在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漏洞，它们未能说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