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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可能包含着许多因素。但只要稍为审视一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发现事实并不支持如下的两种观点：即所谓扩张性（即膨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消灭失业；或者如某些货币主义者所断言：“通货膨胀引起经济衰退”及高的失业率。由1972到1979年，英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15％；美国的其次，为9％。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相反，该两国均存在着极高的失业率。西德通货膨胀的最高记录为5．5％，此数字正如其失业率一样比英美低。然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并非实现充分就业的最重要条件：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是名列第二的（10．6％），而其失业率则最低。
不仅如此，正如本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英国更加关心‘社会契约”与“收入分配政策”，而且比其他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按照作者的论断，在英国这种有着强大而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中，对这类社会契约的过分。奢望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西德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为数较少，而且各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面也比较广泛；这两个特点都有助于说明其通货膨胀及失业率为何不那样严重。
在上述四个国家内，都存在着影响前述结论的各种特殊因素；例如，西德雇佣了大量的外籍工人，他们失业之后往往就被遣送回原籍，因而不进入失业统计之中。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西德与日本受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大，因为它们完全依赖于进口石油。美国虽然进口部分石油，但它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之一；而英国则万分幸运，恰好在此关键时刻转变为一个石油出口国。但此处我们所讨论的仍然局限于几个大国的极端情况，因此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
我们固然没有可能去研究所有国家的情况，但在此可以指出有一个小地区非常典型，值得特别注意。正如作者在第六章中已指出那样，中国台湾省（与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可以注意到，在日本统治时期，压制了台湾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因此它的经济迅速增长是与本书理论相符合的。如果本章的论断正确，则台湾省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或反膨胀期间，由于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也应当能保持大致充分的就业及满负荷的生产。由分析统计数字可知，台湾省确曾经历了相当严重的反通货膨胀时期而实际产出的损失较小。凡特别重视这一问题的专家几乎都观察到了这一点。
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写道：
“台湾省在战后时期，开始时1946…1949年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增长10倍，1949－1950年期间增长500％。直到1950…1951年，通货膨胀率仍然失控．每年约为80－100％。最有兴趣的问题是：1952年如何能迅速制止通货膨胀而又使经济没有陷入衰退或经济增长严重受挫的呢？……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如何能够在1952…1960年间将相当高的通货膨胀率（每年7…8％）压低到货币价值相当稳定——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数每年上升2…3％——而且波动极小。这一成就不能仅由货币和财政政策得到解释”。
（十五）
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显然还算不上以确定的事实检验了本理论。现在再来分析一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对短期内的变化情况。由于货币主义者一般都比凯恩斯主义者更加反对把结构变化与体制改变也看作是战后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因此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不妨再由较严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此点。
卡甘考察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的价格与产出变化的数据。他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物价下跌的趋势随时间而减弱。他观察到：
每次由景气期间到继之而来的衰退期间，价格变化率降低的趋势愈来愈小，以致在最近的两次景气循环中，价格变化率的变化甚至变为正值，即在衰退期间物价的上涨率超过了景气期间的上涨率，从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奇异的循环特点。
战后通货膨胀的特点不在于景气时期的物价上升得更快——过去很多景气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比战后时期的更高——而在于在衰退期间物价不但不降低，而且反而上升，甚至升得更快……。1970年的衰退并未能遏制通货膨胀，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并非什么新奇的现象，它不过是战后持续发展过程中新的一步。……这种新发展就是：在疲软的市场中物价反而上涨变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这些循环中，物价的周期性波动幅度较小，其一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降低，而这一现象应部分地归功于改善经济稳定性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发现，除了总支出的周期性收缩幅度较小外，价格对同等幅度收缩的响应也大为减弱，因而总支出收缩的后果更明显地反映在总产出按比例下降上。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也用另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肯定了卡甘的上述发现。
虽然以后被泛称为“滞胀”的上述发现已成了老生常谈，但卡甘的发现中有两点是值得强调指出的。第一点是他认为这一现象是渐变的。这种观点肯定是正确的——譬如说，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成本推动论就预示了70年代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在本世纪上半叶或前几世纪从来没有出现过。
卡甘的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价格行为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减少愈来愈多地反映为实际产出的减少。卡甘并未讨论这一点，但直接观察表明：在其他几个国家内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恰好是本书理论所预言必然发生的，而其他任何非进化论的与不考虑结构影响的宏观经济理论则无法加以解释。
（十六）
当我们由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考察上述问题时，可以发现：意外通货收缩或反膨胀所造成的失业与实际产出减少的严重程度与日俱增。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前几世纪的可靠数据来对当时宏观经济与货币情况作出确切的判断，但已有记载的定性证据以及零散的数据已足以使经济史学家就某些粗线条的历史经验取得一致意见。在凯恩斯或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却并未考虑这些经济史学家所熟知的重要历史经验。
可能在全部宏观经济历史中最令人注目的趋势就是：无论原因如何，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内总需求的下降对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一情况至少在18世纪已初见端倪。当时开始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度（而且是不可预测的）波动，但这种波动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或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都没有引起大规模失业或实际产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上溯到较此更早的时期，经济活动还局限在狭小的地区之内，当时存在着如第五章所描述的种种贸易壁垒，因此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但具体到重商主义经济时期，特别是英国已经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仅存在很少量的贸易障碍。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英国很容易发生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当实现了这种管辖区的统一以及17世纪发生内战与政治上的动乱之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于英国就业与实际产出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很小，甚至是短暂的。同样，美国由建国伊始就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它能够而且确实发生过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但这些现象对于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的影响同样很小。
虽然19世纪后半叶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但由1812年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直到1896年价格水平降到最低点，这一段历史仍能说明以上论点。在这一时期内，英国的物价水平跌落了一半以上，而美国的下跌尤多。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内，英国的工业革命继续在进行，美国经济也显著地增长与繁荣。简而言之，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人均收入长期地稳定增长，但它正好发生在物价一直下跌的时期。在19世纪末，景气循环的最低潮年代中，失业增加了，但与20世纪相比，经济衰退阶段所引起实际产出水平的下降却不大。
当然，甚至在19世纪初期，就曾发生过多次“恐慌”及“危机”。当物价下跌时，借款者自然很难偿还债务，因为他们要支付比物价稳定时高得多的实际利率。正如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在物价较高时借钱的人肯定不喜欢通货紧缩。当物价下跌时，有些公司偿还不起它们的债务，于是它们可能陷入破产；特别是由于当时银行系统很不稳固（尤其在美国），这样就导致了银行的倒闭。这些恐慌及危机使人们丧失对前途的信心，于是引起了失业与实际产出的某种下降。但与本世纪30年代的经验相比，或者按同等的物价暴跌对今日经济可能发生的影响相比，当时这种失业与产出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对甚小，而且为期颇为短暂。
表7．1 1839－1843年与1929－1933年的比较（按百分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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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1843 1929一1933
货币存量变化 －34 －27
价格变化 －42 －32
银行数目变化 －23 －42
实际总投资额变化 －23 －91
实际消费额变化 ＋21 －19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