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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及大国经济上天然具有的多样性，无论这个国家在其边境上是否征收关税，国际贸易将是大量的。国家边境上的限制对这种国际贸易没有任何直接影响，而围绕城市和封地所形成的贸易限制却减少或取消了大部分的贸易。此外，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那样：“劳动的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在管辖权统一的时期，市场的拓宽也使得利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换一种说法，可以设想贸易限制从社区层次转移到国家层次上的时候，关税壁垒的长度会减少许许多多倍。我认为，有史以来贸易限制最大的减少不在于降低贸易限制的幅度，而在于缩短了关税壁垒的长度。
（七）
既然商业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贸易壁垒与其他行会限制大量减少时期与大量减少之后；并且主要发生在行会组织比较少的城市和郊区，这似乎表明其中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然而，也可以设想上述经济增长与行会限制减少的时间顺序，以及在经济受阻的地方总是很有规律地发现行会的组织，这些都可能是一种巧合。所幸的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有另外一些方面，可以说明情况并非巧合。
这种情况的例子之一就是纺织工业的“包活制”；而纺织工业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制造工业。在这种特异的制度下，商人们跑遍所有的农村，把需要组织的原材料分包给各个家庭。过一段时间之后，各个家庭再把纺好的棉纱或织成的布匹交给商人。显然，这样一种制度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还需要旅行和运输费用。并且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应该给每个家庭多少原材料？用这些原材料可以生产出多少棉纱或布匹？这些不确定性往往引起争吵和纠纷。在包活制中，商人们还要冒一些风险，因为分包出去的原材料有可能被盗窃。包活制既然存在这些缺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制度为什么还会盛行呢？由会计核算数据可以解释这一问题。尽管包活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比城里由行会控制的生产成本要低。分散于农村的生产可能具有某些优点，例如工人吃的食品可能比较便宜。但是这些优点不能解释为何在行会控制的城市周围的郊区生产也同时呈扩大的趋势。（亚当·斯密说过：“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你一定要到城市郊区去完成这项任务；因为那里的工人没有排斥别人的权利，也没有其他要求，只有可以信赖的性格。你必定会把他们这种性格的优点尽可能地私下带回到城内。”）分散于农村地区的制造业的种种潜在优点也无法解释城市中的行会为何要排斥农村中的生产。例如，佛兰芒人的行会甚至派出密探到农村去毁坏承包加工原材料的家庭的机器设备。
一般说来，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比实行地方性限制的地区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英国实现中央集权政府比较早，它是第一个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的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中，地方性的贸易限制相对来说是极少的。虽然还缺乏充分的定量证明，但是根据大多数报道，英国的商业革命比荷兰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彻底。在17世纪，甚至可以推延到18世纪早期，英国陷入了国内战争和政治动乱。毫无疑问，政治动乱会带来某些破坏及浪费，而且不利于长期投资；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内，稳定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在英国形成了；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下述观点也是普遍接受的：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对贸易企业的限制比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少得多；而且在大部分地区都有较好的运输条件。
同样，正好在荷兰联合省经过斗争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之后，荷兰经济也享受了它的黄金时代；并且达到了17世纪欧洲发展的最高水平。至少某些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一直很强大的行会势力被削弱了；而且在对于荷兰的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大多数部门中，行会的势力并不那么强大。此外，作为一个地势较低、运河及天然河流纵横交错的海岸国家，荷兰又享有非常便利的运输条件。
法国显然不具有像英国一样的经济统一。直到法国革命时期，它才消除了许多中世纪时期留下的贸易限制。然而，甚至在革命以前，法国也享受到某种程度上的管辖权统一。最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十四和柯尔培尔时期出现了某些经济统一和运输条件的改善。与此同时，由于缺少用于战争和其他挥霍的钱财，路易十四经常给予行会以垄断权力，以换取对它们征收特种税的利益；然而，势力强大的特殊利益阶层——贵族阶层，通常却能够逃避税收。尽管有柯尔培尔的关税改革，但是关卡对待从法国某些省份来的商品的态度，就好像这些商品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样。不过，在五个大农场以内，或在五个大征税农场以内，至少有一种统一的措施。这一片地区的人口数量等于或大于英国的人口。因此，尽管法国的经济成就远远落后于荷兰与英国，它却不像欧洲四分五裂的德语和意大利语区那样存在着地区性贸易限制，因而它的经济成就似乎也一直较上述两个地区为好。直到19世纪后半叶，德语地区和意大利语地区才实现了真正的管辖权统一。只是在这时，特别是在德国，才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欧洲不同部分在命运上的差别。因此，如果把本书的论点当作唯一原因的解释，是十分可笑的。然而，这一理论能够成功地解释跨越不同国家的增长模式以及若干国家内部的增长模式；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特别的注意。
在美国，不仅有前面提到过的宪法条款，禁止各州对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设置障碍；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趋势一直在向西部地区扩大。本世纪以前，美国的任何卡特尔组织或院外活动集团，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新地区正有规律地不断加入到这个国家中来。尽管在国家一级存在着高关税率，但是竞争总是来自这些新加入美国的地区；而且，这些新地区的加入也扩大了国家的版图与机构，因此在实现卡特尔化和进行院外活动需要时，都需要有更大组织。大批移民拥入美国，也不利于劳动市场的卡特尔化。此外，像所有其他由拓荒者建立起来的新国家一样，美国是在没有分利集团和僵化的社会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考虑到所有这一切因素之后，对于美国经济在实行宪法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内，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就不足为怪了。
（八）
我们在一开始讨论过的例子，即创建欧洲共同市场的六国在60年代的高速增长，也可以用前面的模式去解释。六国中最大的三个国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曾遭受多次动乱和侵略。这意味着，和不遭受动乱与侵略相比，这些国家具有相对说来较少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已有的各种组织通常是比较综合性的。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会没有在工业中坚持长期行动的资源与力量。在德国，各行业中成长起来的工会结构是非常综合性的。
正如推论3所述，小型集团比大型集团能够更快地和更严密地组织起来；所以，即使在遭受过最严重动乱的国家中，那些只有为数很少大企业的工业部门，也很可能首先组织起来。在意大利，盟军的占领一直不像在别处那样彻底，一些法西斯时代建立的组织仍然在某些工业部门中保留下来。在所有的六国中，骨干企业——常常是制造企业——的组织，经常具有一种通过关税、限额进口及其他控制措施寻求保护其利益的动机。至少在其中的某几个国家内，非常可能得到这种形式的保护。一旦排斥了进口，本国企业就可以在国内市场实行卡特尔化，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正如美国谚语所说：“关税是托拉斯之母。”如果外国的公司试图进入一个国家去和该国的公司竞争，该国的公司就能够利用民族感情而去争取制定排斥或歧视跨国公司的法律。有时，例如像战后路德维希·艾哈德时代的德国，由于出口商的经济观念和利益，经常存在一种反对保护主义的强大势力。但是，像法国和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在共同市场建立以前，反对保护主义的力量却非常弱小。
在法国和意大利，某种程度上也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内，制订与执行这种关税、进口限额、外汇管制以及对外国公司的限制措施的集团体系与政府的政策构成了对经济效率的主要威胁。例如在法国，正如让－弗朗西斯·亨纳特（Jean－Francois
Hennart）在其论文“比较增长率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案例”一文中所描述的：外汇管制、进口限额与贸易许可证，几乎已经把法国市场和外国的竞争隔绝起来；原材料经常由贸易协会分配；在许多重要的部门内，贸易行业协会控制价格并分配生产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主义与卡特尔化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很大的。如果共同市场有权决定贸易保护的水平，制定有关生产要素流动与外国公司投资经营的法规，从而打破每一国家国内企业联盟的抵制，这时经济效率将会相对地提高。六国中较小的几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很小，若奉行保护主义政策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于是，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多数创立国都是具有集团结构与奉行保护主义政策或规模较小的国家，这些特征使得共同市场对它们特别有用。如果共同市场选择了排斥外部世界的高关税政策，就不可能出现已经取得的进展；然而，“重要的肯尼迪关税减免谈判”保障不出现这种情况。
参加各种号称“共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