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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人士部死亡了，我们从 未得到真实的情况。关于病毒的情况这些部落的牧民守口如瓶。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线索。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发现已经半个世纪，但至今它仍然是个谜。
驱车前往麦加前，我先去了利雅得，然后又到了吉达。在吉达，我碰到了麻烦。我单 独前往吉达，直到我登记要住进我事先订好的一家四星级法国饭店时，我才知道有问题， 前台服务员惊恐地看着我。
“对不起，女士，”他问，“你的男伴呢？”我问：“什么男伴？我为什么需要男 伴？”
服务员一脸窘迫，这时我才想到在这个国家，女人不应该一个人出游，一定要有男 伴，更何况，是要单身住进旅馆。我只好请他们把经理叫出来。
经理一出来，就认出了我。他曾是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的玛咪约科 （ Mammyyoko ） 饭店的经理。这家饭店也是索菲亚特尔的全球连锁旅馆之一。他十分抱歉他说，他不能冒 险让一个单身女子住进饭店，还说专门负责宗教事务的警察随时会出现，一旦被发现，他 的旅店就要关门停业。
我问“那我该怎么办，我是沙特政府请来的客人！如果我睡在大街上，他们会怎么处 理？”
最终问题还是解决了。他们做了些手脚，更改了许多登记项目，才收容了我。确信不 再节外生枝，我到饭店的咖啡馆去吃午饭。侍者走过来，礼貌地请我移到“家庭房”用 餐。我同样礼貌地告诉他，我没有家人随行，我在这儿觉得很惬意。侍者只好提心吊胆地 给我上菜。显然他是奉命要所有的落座的女客，包括我们西方人都移到“家庭房”，不能 与男客混在一起。我也打消了去游泳轻松一下的念头，那也是“女士止步！”我只好把自 己关在房间里。
第二天，我与我的邀请人，沙特阿拉伯卫生部的几位医生碰头，他们身着白色的、长 长的、飘垂着的长袍，戴着方格头巾，彬彬有礼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一切是否正常，食 宿是否安顿好？
我笑着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这回我可见了世面。”
“见世面是什么意思？”他们追问。接着又说“你肯定是碰到了麻烦。”
“不，一点没有，”我向他们保证“就是见了世面，仅此而已。”我又重复一遍。过 了一会儿，我又说：“我想现在我可知道黑人在南非是什么滋味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开始笑了。他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有点尴尬。虽然当时 食宿安排令人不愉快，但以后我全部逗留期间一切都很顺利了。我发誓绝不再跨进这个国 家。
鲍勃·方丹和他的同事完成了调查。他们断定“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也许在沙特阿 拉伯一直就存在，只是发病率不高。只有在朝圣者中间这种病毒才得以传播。他们为了满 足祭把的需要，沙特从世界许多国家进口了牲畜。这些国家包括苏丹、伊拉克、也门、伊 朗。上述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有硬扁虱，也许这也就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从新 西兰进口的羔羊干净，健壮。但问题出在屠宰场的工人身上。屠宰前，他们把所有的羊都 关在一个大的羊圈里呆上几个星期。所以伊拉克羔羊身上的病毒很容易传给新西兰羔羊。 屠宰之前，羔羊可能染上了病毒。
在鲍勃的倡导下，沙特政府想方设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进口牲畜都必需检 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朝圣季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出问题 了。
以后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时，我告诉当地的男人——当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麦加做 过报告，这使他们大力震惊。一位白人妇女去过麦加！还作报告，简直不可思议。
1986年，为了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我和乔去了南非。霍斯特·库斯纳 （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亚的卫生人口发展部专门负责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请我 们前去调查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该机构与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职能完全相同，只是 没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一有利条件。霍斯特五十多岁时曾在“疾病控制 中心”工作过，在南非唯一的一个流行病研究部门任主任时，完全是单枪匹马工作。我们 在比勒陀利亚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显得很焦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令南非卫生部门 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 施。听了霍斯特简要介绍情况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很难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发病时间上， 病例总是很分散。病毒的实验工作也受到阻碍，其原因是动物染上这种病毒而发病的可能 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逃脱病毒给他们带来的恶运。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鲍勃·斯旺波尔（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热 病专家。他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第四级病毒隔离实验室，这是仅次于美国国内的世界一流 的实验室。我们不仅需要鲍勃的帮助，而且还了解到他上在做这些病例的实验诊断。鲍 勃，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专门研究动物病毒的专家，几年前离开津巴布韦（当时叫 罗得西亚）前往南非工作。他进入克鲁格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从大量奇特的乌和动物身 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调查结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动 物都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这一发现确实很了不起。鲍勃研究所获资料不仅使 我们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表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野生地带广泛 传播。1984年，鲍勃曾在泰格伯格医院（Tygerberg Hospital）调查过受病毒感染而发病 的九例病人，其中两人死亡。他告诉我们，庸情不是很严重的所有病人，都与这些病人及 他们的血液有过直接接触。到此为止，可以证明，在南非出现的所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关。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鸵乌却养得羽毛丰 满。
我们想同鲍勃见面谈谈应该没有问题。准知道与他通话时，他的口气听上去极不情 愿，我们一再坚持，会面的时间才定下来。霍斯特派他的统计专家，安娜密克·米德尔库 普（AnnamikMiddick00）也来参加。我们在鲍勃的办公室等鲍勃时，安娜密克显得局促不 安。鲍勃进来后，一付敌视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来往。我感觉他们 之间的矛盾还相当复杂，他们各自为政。
我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调查需要鲍勃的帮助，因为他能提供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 疾病的鉴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霍斯特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配备流行病专家协助工作。 我们应流行病研究员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感觉到双方关系紧张，科学界这类 事情并不稀奇。但这次麻烦的是，双方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决定抛开杂念，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听从鲍勃的安排。他同我们讲了 心里话，心情好多了。
他告诉我们自1981年他便开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调查记 录，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诊断出来的。他见到第一个病人的鲜血是从一个12岁 男孩身上抽取的。这个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锋队”夏令营露营。这些男孩走进灌木 丛中，在大草原的树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儿童都要参加这些活动，安排这些活动是 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个男孩从夏令营回来就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 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营，找到了 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 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往金伯利 （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应让他在金伯利的 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 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此外，当 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病人都 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 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 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 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院里搞调 查，另一组到36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在一望无边的原 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 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 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 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 牧场主的儿子。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