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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 1985年4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主 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 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1985年10月份举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 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 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 打算让会议成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 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不借异域实 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 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 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 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国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 帝的淫威统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 帝，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的地皮， 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仍在班吉各类 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人口为34 万。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 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 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 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弄几块硬纸板 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 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 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 些。早在1985年，这些卖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 过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项目。 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他已经在扎 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10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 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 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 示愿意帮助法哈里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 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 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 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现在世界 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 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 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 主要内容，如长达1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10％，泻痢久久 不止等等，还有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 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面人 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诺西（Barre一 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Brun一Vezinet）。在艾滋病 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 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 年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 大做“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实功 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 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 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闻遐尔的论 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 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 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结论是苏丹1979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 1976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然发生了的 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 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20分钟后，坐在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 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 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 时，还心有余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 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但至少现在 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 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 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 区，病毒传播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现大爆发、泛滥成灾。 我们关心的是要落实这个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这些年栖身的所在。我们 还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过试验加以证明，从而也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来的原因 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外迁、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涉及性行为方面的问题 等等因素有关。看来，非得派个人去扎伊尔进行一番调查不可。于是，凯文·德科克 （Kevin DeCock）来了。
艾滋病毒由农村进入城市
凯文肩负的任务是回到这世界上最僻远的地区去调查搁了10年之久的老问题。茫＃十 载，遥遥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怎样了？我们也想知道当年病毒携带者的近况，特别是那 个20来岁的女子，我们就是从她的血液中分离出上溯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况如何？
凯文·德科克那时是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亚工作，渴望重返非 洲。他年近40岁，从体格看，一身肌肉，像个典型的长跑运动员。从身分上说，凯文属于 世界公民一类，上一次我见到他时，他拿的是比利时护照、美国绿卡，说一口什么毛病都挑 不出来的地道英语。他的妻子可爱的索皮亚图（S0piatu）是肯尼亚人。凯文出生于比利 时，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却是美国人。父母的结合是二战期间罗曼史的结晶。凯文拿到的 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医学院（PrisioI Medica1School）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移居美国，进修成 为肝脏病专家。他之所以来“疾病控制中心”，而且是在我这个部门工作，就因为他愿意同 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凯文出发赴扎伊尔之前，我把全部600份血样的捐献者姓名清单交给了他。自然其中最 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5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他们目前的情况。
10年悠悠，此地情况并无好转。凯文在第一线所需要的一切还得由我们替他充当后 勤。现在我已经靠不上乔纳森·曼了。乔纳森已去日内瓦就任世界卫生组织委派的新工作 了。接替乔纳森遗缺的是罗宾·赖德（Robin Rvder）。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 人，后来调去大学供职。他身材细长，精力充沛，是个理所当然的长跑迷，迷到早跑夜跑， 日日长跑的程度。他在冈比亚搞过肝炎感染的研究项目。所以对非洲有相当的了解。困难的 是他不通法语。但对新工作，热情洋溢，精力之充沛，决不亚于他日日穿公园而过的长跑劲 头。一俟罗宾接过金沙萨的摊子，诸事就绪，我们也就开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