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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讲蚊虫比讲性的问题显然更容易些。
“我不认为我们取得的证据支持关于蚊虫的说法，先生。”我说道，“至今为止，我们 在儿童中很少发现有这种病。儿童受蚊虫叮咬的次数和成年人一样，可能还多些。这就是为 什么儿童患疟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虫传播的，我们不会在人群中看到这种有 规则的分布，至于疟疾，你可以看到一个无规则的分布。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疟疾； 只是取决于谁被蚊虫咬过。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疾病具有明显的感染链，并且是围绕 着性接触。在儿童或老年人中没有发生任何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的解释是充分说理的，却未能动摇希兰特。他似乎决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论，只 要让异性患者摆脱与艾滋病的关系就行。我们的谈话约20分钟，但可以说没有给他留下任 何印象。我被华盛顿方面那样深度的不信任——或者，还不如说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 当然，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和我都理解我们提出的证据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质，并认识到迫 切需要采取行动。
明显地，行政当局的结论是很不同的。这是里根的时代。如果需要对艾滋病作出解释的 话，那么这种解释似乎必须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要比我们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选民们将会不 喜欢我们的信息。他们较为乐意接受“同性恋瘟疫”的概念；公众开始了解这种疾病时，他 们就是这样给定名的，这个概念带有自我满足和丑恶的道德主义的味道。我们所建议的是， 告诉他们，艾滋病的确是一种瘟疫，对于它无人能够免疫。
由于坚决拒绝承认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里根当局使它自己成为病毒的同盟者。又过 了一年，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才开始转变，任命C·埃弗里特·库普（C· Everett Koop）为 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库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对正确和错误有强烈的爱憎感，是一位 伟大的医生和客观的科学家。他拒绝以思想意识来殆污公共卫生事业。
两年后的1987年，我参加了后来很有名的“波托马克河会议”（Meetng on the Potomac）。那是在河边的漂亮的帐蓬里举行的。我是几名被邀请的、幸运的——或者上当 的——来宾之一。不是说集会的发起人没有好的意图。值得赞扬的是，伊丽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担负起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当库普进入帐蓬时，他受到雷鸣般掌声 的欢迎，以表示赞赏他所做的一切。但当里根总统站起来致辞，并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承认艾 滋病是美国公共卫生的主要问题时，却受到敷衍的掌声，夹杂着发自内心的呸声和嘘声。应 当承认，观众中，包括很多学术界人士，可能有党派观念强的人，但很多出席会议的医生并 不真正以其对民主党的支持而出名。他们对里根当局在处理艾滋病危机问题上所犯的不可饶 恕的疏忽感到吃惊。当然，还有几个更为鲜明的政治战胜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卫生部 部长玛格丽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于1985年作出的大胆的，虽然是鲁莽的宣 言，声称将于两年内提供艾滋病疫苗。
对我来说，波托乌克河会议是个转折点。我已经在病毒性出血热方面有所建树；我已在 从事一项我所喜爱的项目，对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动。我无意放弃我感兴趣的领域去从事 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经建议在扎伊尔对这种病进行长期研究。我决定或许我应该是将 这项研究工作搞起来的人一——这样决定也许并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该怎么办呢？
“西达”项目
我们在扎伊尔的艾滋病新项目要物色一个负责人。这项任务既然落在我的头上，我想起 一个时不时打过交道的人物来。此人姓曼，名叫乔纳森。尽管那时候，双方相识不相知，我 对他干的那一行还是清楚的，可以说对他的专业和人品都很器重。其实乔纳森生得五短身 材，一头黝黑卷发，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还架了一副细框眼镜，秀气得叫人难以想象是个 精力如此充沛、攻关十分投入的人。好几次“疾病控制中心”会议上我听过他的发言，每次 的印象都是简明扼要，不但逻辑性强、而且深思熟虑。当时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州级流行病学 者，在圣菲（SantaFe）居住。因为我听说过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吃不饱，很有动一动的意 思。这就使我觉得我要交托的项目，非他莫属了。
1984年7月底，我打电话给乔纳森，问他对非洲之行是否感兴趣。
“我可是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他说道。他有好多顾虑。比如说，他有三个孩子，对他 们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我向他保证说，扎伊尔有一所很好的美国学校，确是如此。此点不 足虑，不应该妨碍他作出决定。我一直紧抓着他不放，磨到后来他终于答应至少考虑一下我 的建议。
隔了一周，他的回音来了，说决心已下，他去。
3月，乔纳森与我一同踏上了奔赴扎伊尔的第一次征程。艾滋病项目就此上马。这里说 明一下，在扎伊尔，艾滋病另有名称。当地流行的法语缩略语字母拼音是“SIDA”（西 达）。所以这里说“西达”项目。
到达扎伊尔，同几位主管流行性疾病的扎伊尔卫生部门官员见了面。这些人，大多数是 支持“西达”项目的。但是，也有明显的例外。卢休马医生即为其一。在扎伊尔，他称得上 是资深医生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虽然扎伊尔政府人才短缺、物力唯艰，哪怕最小规模的这 类工程项目，没有外援是决无上马的可能的，他对我们计划进行的工作仍然毫无兴趣。此人 体格壮实。40开外年纪，一望而知是个免疫学家。就是不清楚他的来历背景。不管怎么 说，说他是个开业医师、是个科学家，我看，还不如说他是个政客的好。从他的气势和别人 对他的唯唯诺诺态度看，他像是个在政府部门里路子很广的人物。姑且撇开民族自尊话题不 谈，卢休马医生肚子里其实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盘。他是那些首先声称治艾滋病有“方”的众 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从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根据来，他的走红，全靠新闻界炒得热闹。 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里，这就足够了。他的自吹轰动一时。为了酬答他对扎伊尔医学卫生事 业作出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些贡献，据说蒙博托总统还批拨了大笔款项和分配金沙萨高级住宅 区一座住宅给他。就我们所知（而且相当准确），他的所谓灵丹妙药只不过是一种说不明道 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谁也不摸底。
此后数年，肯尼亚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戴维·科契（Dnvid Cooch），大讲特讲他发明了一种对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他总算不全是空口说白话， 好像是掌握着一些数据，只是从未说出来而已。估计他进行过细胞培殖，从中提炼出某类物 质，用于治疗。显然这类物质含有少量干扰素是人类自身具有的，在某种情况下足以阻止病 毒繁殖扩散的物质。有人拿这类物质做过试验。结果不能证实它有什么疗效。有些原应该懂 得的科学家竟然也对他这种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嘘随声附和。因此，名声越来越大，连世 界卫生组织也收到了立项试验研究的要求，不过却迄今仍无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医治和预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况。而那些所谓的“回天良方” 正是许多使这么些耗日费时，想方设法遏止席卷而来的艾滋病势头的非洲人的苦药。科契大 言不惭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医务工作者开始感受这股势头的全面压力之时。他们就是要 让西方人看看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充当需要照顾、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发明的孩提角色，他 们能够培养出可以对医药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来的。然而，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江湖 骗子。艾滋病的出现招来了许多冒充良医的骗于。这些骗子在发达国家中可能比发展中国家 还多。他们大多是富有的投机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于求生的心理，进行盘剥。他们搞的这 场骗取名利的买卖，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无益处。
我和乔纳森遭遇到的诸如此类的对立，并不能阻碍我们在扎伊尔开展长期艾滋病研究项 目的工作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多亏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的医生的支持。穆那 姆比是1976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后来1995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 毒猖撅时，他深获众望，公认是扎伊尔当局的首席发言人。他历经人类苦难，总能保持乐观 开朗的性情。他斗争的矛头所向远不止传染性疾病本身。迫于环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数，对 付种种派系闹事、政府纠葛、暴力事件和解决日益腐化的基础组织问题。他作为一名传染性 疾病专家出任金沙萨唯一的一所医学院的校长。实际上，扎伊尔有些重要的医药方面的职 务，穆那姆比并没有担任过。他担任校长期间，正是“西达”项目初创阶段，他的财政十分 桔据，连办公用纸也买不起，更不用说满足学生的需要了。无论困难多大，他从不畏缩。 1976年埃波拉病毒泛滥，他坚守岗位；7年后艾滋病蔓延扎伊尔全境，他仍坚定岗位。后来 基奎特又爆发埃波拉病毒，他还是坚持在那里。他所作的奉献是一座座丰碑。他艰苦卓绝， 坚忍不拔，堪与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热心竭尽所能为他的人民作出奉献。他曾花数月时间在 “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学习出血热血清诊断技术。他希望返回金沙萨后能在自己的实 验室里进行试验。可悲的是，从来没有足够的经费使他的实验室保持运作。说来伤心，连稳 定供电都保证不了。没有了电，试剂等于废品一堆。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有钱的话，1995 年6月埃波拉病毒袭来时，扎伊尔基奎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