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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然而，我更多地是愤怒 甚于害怕。乔夫和我都不认为我真的感染了。尽管如此，却难以原谅我的大意。我怎么也不 该让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时，我也知道这并非全是我的过错。问题主要在于 实验室本身的设计。实验室主要是为了检测可能对生物战争有用的空降药剂而建造的，我们 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这一种东西里，你满脸大汗，呼吸困难。更槽的是，它使你无法 说话。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诉他，“注意，我要给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针，请你务 必把手拿开。”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来，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 解为什么乔1979年在苏丹工作时不用面具。从化妆的角度看，面具对脸也是一个灾难，因 为皮肤要经常同一个不透气的密封垫磨擦，并且，由于有两个眼罩，你完全看不见周围的事 物，除非你转过身子，否则你只能凭感觉来发现身旁和身后的事物，比如一个手里拿着一支 受感染的针头的人，或一只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这副面具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护。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 是缺乏同袖子连接的密封口。这样皮肤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过笨重，不适用 于对动物和样本作细致的操作。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般的黄色洗涤用手套而已，至于对身体 的其余部分则没有任何保护。进入实验室前，你必须把衣服脱光然后穿上实际就像是剧场擦 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为他们以为假设只有男人在实验室工作，因此所有这种工作服要比我 的身材大到四个尺码。这些工作服统统必须适合厄尼·鲍恩的身材。我必须把它围着腰部裹 上两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时衣服要从身上滑下来。但是，因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 最不屑于关心的事。
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即整个系统从建立时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没有发生更多的 事故，那是由于研究人员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没有乔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 弄清病毒感染机理的强烈愿望的话，我不敢肯定我能经受住这一切。
倒计时开始了。不管我对事件的客观估计如何，我仍注视着日子，注视着我自己。每 天，我从温布尔顿的家驱车七十英里由M3号汽车道来到波登当。我有充分时间思考。五 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开始长出皮疹了，或是原来就有的污点？是因为干躁的缘 故所以喉咙有点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么病？是否需要多几个小时的睡眠？脑后的刺痛莫非 就是头痛的开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必须小心地分清真正发生的事情和驱之不 去的恐慌在我头脑里造成的幻觉。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于工作和我必须在家里完成的任务。我估计着，我觉得我会没事的。在此 整个期间，乔夫保持着一贯高兴的态度。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一如既往地同猴子们一起工 作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下定决心要马上人睡。我仍然感觉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几小时以 后，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第二天清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浴室，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开 灯照镜子。什么事也没有。没有皮疹，也没有头疼或发烧，也没有喉咙疼。我脱离危险了。
但我仍然感到愤怒，不再针对我自己，而是针对波登当的整个体系，是它把每一个工作 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后期，我有机会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 作了三个月之后，才意识到波登当的条件是何等悲惨。当我看到一个有套间的实验室是什么 样子，它的保护设施那么好，在那里工作是何等舒适时，我对我所经受过的一切更加感到震 惊。因此，1984年，当我从“疾病控制中心”回来后，我要求见波登当的主任。他是一位 中年科学家，态度十分生硬。他没有同第4级病毒打交道的经历，也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 作。当然，他对我所说的不感兴趣。我还是告诉了他：他的体系不安全。
他脸色铁青，我怎么敢顶撞他呢？他从未见过如此“不礼貌”的人。
这位主任对我的谈话反应十分无礼。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员在我们进行 病毒工作的整个期间从未进入过实验室内部。对于我们究竟在于什么一无所知，一点也不关 心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们戴过覆盖整个面部的呼吸器。他接着说我向专家挑战是不 “恰当”的，即使这些专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战期间进行的。他还说，美国人在管理 实验室方面没有什么足以教导英国人的。后来，他的一位“专家”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时 还告诉乔说我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
“好极了，”乔答道。“这种人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如能够的话，我愿意把她留在我 这里。”
即使在我同乔夫一起进行的实验结束以后，我仍继续为建造一所合适的第4级病毒实验 室（带有套间设备）而努力。戴维·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热病毒研究，转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 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学系主任。我寄希望于一所正在伦敦北部科林代 尔（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希望它将能满足我们的部分要求，并在适当时 期将有空间和财力来建造一座带套间的实验室。但是我对这两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实验 室按照一排小间的形式来安排，是一种”双层壳体“体系。实验室墙壁构成一层不透气的外 壳，而内壳则包括一个相互连接的小间的密闭体系，它类似”疾病控制中心“早就如释重负 地放弃了的那种体系。在这种实验室里，需要将双手插入一系列小洞口内的手套里进行工 作。虽然这种布置将我们从必须使用覆盖整个脸部的呼吸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仍然必 须戴手套。这种手套又大又笨，实际上使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科学工作。花了那么多经费和进 行了那么复杂的工程，科林代尔的新实验室结果不过是一系列非常昂贵的，连接在一起的大 柜子。它没有运作就过时了。负责设计的人们少有在第4级病毒设施中工作过的经验，他们 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险，同时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成就。
因为科林代尔是我在英国所能期望的最佳去处，于是我提出辞职于1985年到那里去工 作。我劝说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买了一台伽玛射线辐照器用来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我能做 的也仅止于此。到了1985年底，乔向我建议，到目前我已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 个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个月。我正在写论文准备发表，我是否愿意在“疾病控制中 心”担任职务。他认为，鉴于我在非常局限的条件下工作，特别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 作，我在英国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他请我到他在亚特兰大的实验室去设立一个病理生理学 研究项目，从事病毒性出血热症机理的研究。他同时还提出让我在一个野外现场研究项目工 作，特别在塞拉利昂。我们在英国是没有这类项目的。
那是艰难的选择。一是因为尽管有那么多问题，我仍然有同事们的支持，他们理解我的 工作，并试着帮助我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戴维·辛普森离去，在英国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具有 足以领导英国出血性热病研究的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经验。我同那些曾经帮助我在英国有所建 树的人们商量。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告诉我，假使我拒绝这次机会那将 是我的大错，并提醒我，如果我留下来，我将继续面对更多的挫折和无穷无尽的障碍。我认 识到他们是对的。我下定了决心。1986年1月4日我启程奔赴亚特兰大。
病毒蔓延可以防止
正当苏在波登当（Porfon Down）与埃波拉病毒斗争时，我开始对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艾滋病毒（HIV／AIDS）发生兴趣。1983年初，安特卫普的一位同事——简·德斯迈特 （Jan Desmyter）告诉我，他曾看到一群来自扎伊尔的病人患了一种类似爱滋病的疾病。 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时的同事曾治疗过30多个患这类疾病的人。这是一个给人深 刻印象的数字。虽然比利时在20多年前已经放弃了对扎伊尔的控制，但两国之间仍保持着 密切的关氛，任何扎伊尔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负担得起治疗费，总要想方设法到比利 时去医治。我曾在扎伊尔呆过，知道只有远远低于该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负担这种医疗所 需的旅费。因此很清楚，在扎伊尔一定还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觉到可能有一场瘟疫正在酝酿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组领导人 吉姆·柯沦（Jim Curran）对这种情况进行过讨论。他也认为在扎伊尔一定还有非常多尚 未发现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应当对简所作的报告继续采取行动，并向我保证“疾病控制中 心”将给予支持。于是，1983年7月，我给美国驻金沙萨大使馆发了一个电报，该电报转 给了住美国商务处的科学参赞塞斯·温已克（Seth Winnick），我请他与卫生部首席顾问 卡利萨·鲁蒂（Kolisa Rufi）联系。利用大使馆作中间人，我可以使鲁蒂了解在比利时发 生的最新情况。然后，我请他考虑能否由政府批准让我们到扎伊尔去进行一次调查，9月 份，我们获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离出来，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试验来证明一名患者真正 得了艾滋病。我们仅有的是艰巨的，高度技术性的T4／T8比例试验，它测量感染免疫系统 中T细胞的损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种症状。事实上，那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艾滋 病是一种病毒性感染，而没有病毒也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