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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的每一例浓毒性 流产（妇女因发烧引起的流产），都要进行试验，看是否患有拉沙热。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过 去怀孕晚期发烧的病例以及胎儿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产的病例。
研究资料令人吃惊。一个个被诊断为受到细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伤寒的病人，结果都患 有拉沙热，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带来的问题却更大。迈克尔加倍努力，他给每个孕妇以极 好的妇科方面的照顾，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果一位妇女自然流产，他会把她带到手术 室，把子宫弄干净，并进行止血。他甚至为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剖腹产。他非常清楚他所 经历的风险，因此总是要戴两副手套。
我们对迈克尔收集的资料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前6个月，患拉沙热的妇女与没有怀孕的 拉沙热病人的情况一样。她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婴儿，但她们自己通常能存活下来。只有在 她们怀孕的晚期，大约在怀孕26至28周以后，情况才会有根大变化，那时，几乎所有的婴 儿都会死亡，而且更多的母亲也会死亡。迈克尔对72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几乎每一病例 中，婴儿都不能成活一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母亲生下了孩子（不论 是自然流产或是人工流产），她的存活机会比胎儿留在体内时要大得多。
人们对这些可能性没有不同意见。胎儿存活的机会不到百分之十，但取出胎儿后，妇女 的存活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引产以挽救她的生命，这很快成 了标准做法，特别是考虑到婴儿通常不可能成活。也有少数例外。在有些病例中，迈克尔对 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有时候还设法挽救了婴儿。治疗的进展如此显著，如 果卡蒂阿图晚病三年，并由迈克尔对她进行治疗，她至少有机会活着走出医院。
重访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 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 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 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1976年 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 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 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 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 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 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24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 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 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 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 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 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 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 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 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1969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 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 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险 的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就用它。他还 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 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 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 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 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情况的调查工作。 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到两年的流行病情 报所的官员。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 件T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 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 有政治怪僻，因为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 冒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是西非 发展最慢的国家。这的确说明一些问题。我新招来的这个人一定以为他已经死了，到了马克 思主义的天堂。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的卫生部长看了眼他的打扮，问他是打算去打仗还是去 村子里工作。显然，思想的纯洁不能代替能力。或许那就是他的服装风格。调查大约进行了 一半时，政府让他离开那个国家，由几内亚人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和财力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 人。莱尔没有使我们失望。
他用明显的中西部口音说：“乔，我刚为你找到了一个小伙于，他是个无所畏惧的登山 员，他一定会做出成绩。他的名字叫罗伊·巴伦（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 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脑子里。但听起来他很不错，——直到莱尔又说：“顺便 说一句，他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好好照顾他。”
后来知道，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项重要调查。根据流行病情报所的最重要的传统，他 将在前进中积累经验，边干边学。无论怎么说，他得到了莱尔的认可，对我来说，这就足够 了。
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们可能需要的设备和供应品。当我们要到偏远地区进行调 查研究时，我们在特殊病源体分部有一个秘密武器：海伦·恩格尔曼（Helen Engleman）。她是一个肩膀宽宽的、敦实的、仪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许多技术人员见而生 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军陆战队工作。海伦坐在转椅上主持她的工 作，转椅就在电话机和一堆记满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号和数字的分类表的旁边。她的办公 室里弥漫着烟雾，她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海伦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响。这种声 音能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触怒她时，是自讨没趣。
海伦是一位令难以置信的细致的组织者。她往床脚柜里塞的东西比许多人往小运货汽车 里装的东西还要多。除了为我们准备的显而易见的一些装备——针、注射器、试剂、显微镜 玻璃片，抽样瓶一一她一定还会准备在非洲临时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带、记号笔、纸 张、钢笔和铅笔。海伦把我们所有的随身用具都塞进了两个板条箱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 没有带，那就是可折叠的野外实验室。扎伊尔第一次爆发埃波拉时我曾使用过。我们现在对 这些病毒已经很了解了，认识到主要危险来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质的传播。因此，笨 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个累赘，要不是明确规定非带不可的话，我们可以像在塞拉利昂进行 拉沙项目时一样，就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预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 我们竟忘了带手电筒，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个。我们本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又一次没有时间取得去苏丹的签证，所以当我们抵达日内瓦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了 我们联合国的护照和签证。罗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纽约的航班，联系了从肯尼迪国际 机场起飞到日内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个地方丢掉了行李，把我们留在苏丹中 邹，除了背上背的外，没有供应品，没有换洗衣服。我们是幸运的，或者无论怎么说似乎是 幸运的。我们在路上没有丢失行李，还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头等舱，给了我们一顿 美餐，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但是我们两人都感觉难以享用这么好的饭菜。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日内瓦一出海关，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听 取情况介绍。我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飞，因此我们 必须在三点钟回到机场，赶这一趟航班。联合国的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 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经过一连串白色的办公大楼，最后到达了尽头，我们在 这儿下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使参观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拥挤的房子，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