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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时，要多少房间都能做到。
当我的雇员们一切准备停当时，我打算正式开始对拉沙热病毒的监视规划。当时是 1977年2月初，我从扎伊尔回来整4个月。我的工作人员受训两个月之后，现在要动真格 的了——要对付真正的拉沙热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围有许多拉沙热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们的工作会相当繁忙，但没料到会忙到现在这种程度。第一个月我们就见 到近30个病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热病盛行的高峰季节。30 个病人中后来死了9个，这对我的新雇员来说，是一次艰难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机会。
我们的计划有二：一是测试我们新安装好的实验室能否正常运行。二是我们的数据收集 系统是否有效。我选择了我和卡尔·约翰逊一起参观过的两所医院：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 念医院和潘古玛的教会医院，以这两所医院的拉沙热病患者作为检查对象。这两所都是教会 医院，也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又都位于拉沙热病高发区。我们想更好地了拉沙热病的不同症 状。我们的员工已经接受过要对病人的病史作详细了解的训练，我告诉他们要记录头痛、肌 肉痛、嗓子痛等各种症状。一定要保证医生为病人量体温、检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 否有蛋白质或带血。工作人员把血样带回我的新油漆过的、接通了电源的实验室，我用从 “疾病控制中心”带来的试剂测试血样中是否存有抗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过程， 用离心器把黄色血清分离，然后混入试剂，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阳性反应、阳性反应、阳性反应！
我们好像中了头彩似的。每个员工都听从指挥。他们想干好工作不仅是意识到这项研究 计划和自己的前途有关，而且对工作本身也产生了兴趣。再则，他们理解到自己是在于一桩 有意义的工作。当我们深入发掘与拉沙热病有关的事物时，我们接触到一个又一个的悲惨故 事。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失去儿女，我们要干的事大多了。
潘古玛医院的大多数病人来自钻石矿区，医院里的修女和员工是有奉献精神的，但是， 对付拉沙热病，仅有奉献精神是不够的。他们把传染性病人和非传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 废弃针头到处乱扔，医院里找不到消毒剂，没有人戴手套，即便在处理感染了的样品时也如 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向医院员工建议，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们如果 再配备些漂白剂就更好了。
在修女们的合作下，我们建立了隔离护理制度。在这样的非洲边远地区是谈不上空调设 施和防毒面罩的。谈到空调就是打开窗户，而在习惯于举行仪式时佩戴各种面具的国土上， 戴上防毒面罩无异于把自己标明是恶魔，那将导致难以想象的恶果。即使是爱尔兰修女也难 以理解我们的建议。她们被痢疾、濒临死亡的婴儿、伤寒和贫血病等搞得疲惫不堪，认为拉 沙热病不过如此。我们说，情况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医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30％患的是 拉沙热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玛医院曾流行过这种病，导致若干员工死 亡。但是人们是善忘的，何况很多员工已经调离。现在这里没有可能为拉沙热病患者开辟专 门的病房，只能把他们放在大病房中，同时又要保证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做法很简 单：在拉沙热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间设置一个装有轮子的布制屏风，它可以随意推动。这种 屏风当然不能阻挡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医护人员这种病是具传染性的，跨过屏风 后，要小心。
我们还进一步在每个拉沙热病患者的床头摆上一张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术用的口罩， 几副干净的橡胶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来消毒手套和口罩的，从本 地市场只能买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极少物品。我们把漂白粉稀释成10％的溶腋，成为绝妙 的消毒剂。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过后，放到太阳光下晒干后再用。在这种医院中，豪华的一 次性的手套是谈不上的，但劳动力很便宜。可以雇一个人专门洗手套。手套可以反复使用8 至10次，到破损为止。只要看到晾衣绳上的无数副手套，就能辨认出我们项目的所在地。 多年来，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安全地采用了这种简易作法。它后来被写进世界卫生 组织的建议书。对于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后来甚至对人体免疫系统不全症，都适用。
潘古玛医院的病房宽敞，光线充足，而塞格布韦马的较老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则显得阴 森，令人感到压抑。照明差、墙壁清一色的暗灰，厕所抽水不好，经常缺水。粪尿的臭气充 斥整个医院。和潘古玛医院一样，病房按性别和内、外科划分，还有一个妇产科和一个小儿 科病房。尽管没有专家，这也算得上是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医疗单位，它为方圆20英里的所 有村落服务。像潘古玛的医院一样，尼克松纪念医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问隔离病房与之相 连，为的是安放传染病人。然而由于传染病人大多，一间小房间放不下，因而简单的隔离手 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们的项目不只限于监测拉沙热病的疫情和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试图消除病毒的来 原：老鼠。为此我们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队。除了约翰·坎迪外，还有一位哺乳动物学者约 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来自美国，享有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奖学金，在亚 当·谢林顿（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说亚当的妻子几年前和一个嘻皮士私奔 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约翰。约翰是个叭叭叫的嘻皮士，秃顶，满脸大胡 须。他好冒险，急于发现鲜为人知的各种鼠类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劳动，然后跑到森 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测试它们是否带有病毒。约翰全然接受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特别喜 欢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饭、棕榈油、花生米 和鱼沙司。加上本地的红辣椒。尽管菜里已经放了不少红辣椒，他还嫌不够，边吃菜还要边 嚼辣椒。约翰是个放任不羁的家伙，总是在不知不党的情况下冒犯了亚当。但是他的工作对 于了解鼠类的活动，特别是在判断鼠类与人类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 使我们对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扩散情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他变得如此知名，以至后来 被人们称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论约翰取得什么成就，他总不能让亚当——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数据的真实性。 亚当对约翰的仇视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写备忘录，指责约翰无能和不诚实。由于我与约翰成 天共事，我知道这些指责全然站不住脚。实际上，我了解约翰对于数字的准确性的要求远比 任何人都要严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亚当的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 直没能发表。我终于懂得了亚当之所以极端仇视约翰的原因，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 毕竟，人类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老鼠巡查队除了内部问题要处理外，还得尊重当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们都 得和村民商量，讲明我们的动机。做说客的任务往往落在约翰的头上，他则往往带上另一个 约翰——约翰·坎迪作帮手。后者有能力说服当地居民：也许捕捉老鼠的人是有点神经病， 但是应该欢迎他们这样。
通过这次调查要弄清三件事：村里哪种鼠类最多，每户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携带拉沙 病毒。巡查队把村子里的房屋逐个编号，然后绘制了一份详图。约翰根据图上的标志，选择 某些农户作抽样调查。进行调查的当日。巡查队乘坐一辆显眼的黄色捕鼠车。车身上画着拉 沙标志。即一个拉沙病毒圆圈中间有只老鼠，还有一张微缩的非洲地图。后来方圆多少里的 居民都认识了这个标志。多少年后，我们途经这些村落时，人们还会唱着“拉沙不是好东 西”的歌。调子是我们的公众教育小组组员从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选来的。
捕鼠队进村后就在村边设营，营区包括一辆卡车和两顶帐蓬。一顶帐蓬住人，另一顶放 置捕捉来的老鼠。然后组员就进入选定的住户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两种：一种是会杀 死老鼠的，另一种是捉活的，以便作试验。根据房间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户放十个捕 鼠器。第二天早上，组员去收回。把被杀死的老鼠数字记录下来，尸体放入袋中焚化。存活 的老鼠则经过一种巧妙的制作方法被回收。当打开捕鼠器的开关时，老鼠以为可以逃跑了， 实则是钻进了一个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剂的棉花。我们对昏睡过去的老鼠逐个抽 血以便检验拉沙病毒并测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类别确定后就杀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 来以备分离病毒用。通过试验取得的信息全部输入电脑。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传播病毒的，需要进行另一项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热病的住户中捕捉 老鼠并与没患病的住户中的老鼠作比较。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减 弱了。这项专门研究由迪克·金利赛德（Dick Keenleyside）负责。迪克是个英国医生，在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个能干的研究人员，只有一个弱点，即极端害怕会得上拉沙 病。每天晚上回到实验室，他都会嚷嚷嗓子痛。这种恐惧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每天 都与捕鼠队紧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对于不论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猎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 坐伦敦班机飞回美国时还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飞机上，他无意中和人谈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参与一起拉沙热病研究项目。显然他错找 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