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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伟大的地方,不仅在他能以弱胜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仅在他临危应变,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摆第一,把功名利禄,乃至于自己的生命摆最后。历史上,有于谦本事的,大有人在,但同时具有于谦的本事,又有其高洁人格特质的,就不是很多了;而于谦的伟大,就在这里。
怀着经世济民的宏愿,于谦一开始出任公职,就政绩卓著,普受民众的支持爱戴。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北方的瓦剌军来犯,英宗听信大太监王振的胡言,不顾于谦力谏,轻率地带领五十万大军搞御驾亲征。事实上,明英宗一点也不“英”,根本是笨蛋;王振一点也不“振”,十足是土蛋。笨蛋加土蛋,结果就是完蛋——五十万大军打不过瓦剌的二万小军;不但打不过,还被打得全军覆没;更离谱的是英宗还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瓦剌一方面把英宗当筹码,准备向明廷大敲一笔;一面调动大军,准备扑向京师北京。
朝中大臣听到这个噩耗,一个个面色如土,除了提出南迁逃命的馊主意外,没人出得了场,没人办得了事。面对这些光讲浑话的浑人,于谦厉声痛叱:
“京师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就难以收拾!宋朝南渡的教训就摆在眼前,现在只有誓死保卫京师一条路,谁要再提南迁,就是动摇国本,应立即斩首!”
一席话才把局面逐渐稳下来。由于中枢无人,于谦立刻立了景泰帝。这一来,不但化解了瓦剌以英宗作要胁的筹码,而且把人心安定下来,大家也开始准备迎战瓦剌。
由于瓦剌军向来骁勇,明军一来仓促成军,二来基本素质也不甚好,三来对瓦剌军怯战,两相对照,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当明显。于谦针对实际状况,在人事上做了一些布置和调整。决战前夕,他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
“战斗中,将领不顾士兵,自己先退者,将领处死;士兵不顾将领先退者,后面的队伍就地斩杀前面的队伍;不执行命令者同罪。”
这招太厉害了,不拼命就没命,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法令处死,没有第二条路。这等于事先帮你设定了一套必然逻辑,与其被处死没了命又丢人现眼,不如战死还落个光荣殉国的美名。既然没有任何退路,不如拼了。结果大胜瓦剌,解除了明帝国的危机。
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并总督军务,于谦辞谢道:
“边境还有敌人骚乱,这是我们大臣的耻辱,哪有什么脸受国家的赏赐呢!”
瓦剌战败,明朝也立了新君,英宗已不是什么好筹码,瓦剌决定送回英宗;这对于谦未来的命运可是一大变数。因为立景泰帝的是他,把英宗遥尊为太上皇的也是他;万一英宗复辟,于谦第一个倒楣!
但于谦根本不考虑自身安危的问题,他处处从国家角度着眼,力劝景泰帝:
“瓦剌把前皇送回来,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不让他回来,瓦剌没事把他摆在边城守将之前,将领们看到以前的大明皇帝,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如果他们把英宗摆在部队前进攻,我们就麻烦了。”
景泰帝无奈地同意了。
英宗回来后,果然积极活动。有一次景泰帝生病不能临朝,几个英宗的死党趁机夺位,英宗果然复辟了。
英宗上台后,几个和于谦不对付的英宗死党便加紧布置,给于谦罗织罪名;于谦的朋友王文厉声抗争,于谦笑着对王文说:
“他们是先定有罪,再找罪名,这有什么差别,辩白又有什么用?”
英宗心里明白,虽是于谦让他下的台,但若没有于谦对国家的起死回生之功,他也不可能再上台,心里其实不很愿意杀于谦,但他上台的合法性一定要立基于他下台的非法性之上。换言之,因为他下台非法,所以今日上台只是还他“公道”而已;而证明他下台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于谦;不杀于谦,则复辟无名,于谦就这样被杀了。
于谦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于谦这个人本身就是经典。在孙子的标准中,一个伟大的兵家,不但要有大本事,更要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因为将领握有杀伐之权,以威领军,以诡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尽在掌中。只有像于谦这样的人,才能掌握分寸。而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也确实是: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第一部分第3篇 谋攻(1)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车为上,破车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打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打败后,尽量把敌人的国家整体保全住,这是最高明的做法;让敌国残破,则是最差的做法。以此类推,保全敌人一个军的整体性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旅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卒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伍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
这一段文字看起来似乎有点罗嗦,其实不然。孙子是个全胜观念极强的伟大战略家,这种由高而低,具有强烈层次性的文字铺陈,除了以表达方式加强记忆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不仅是大至国家要保全,即便是小至一个只有五人的伍也要保全,因为打仗最重要的目的是:
从敌人身上获取利益,使自己更强。
既如此,把战败国搞得残破不堪,有什么好处?
一点也没有!因为没好处可捞;事实上,这就是坏处了,但还不只这一点: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总不会不动手就使敌人残破吧!当然不会,一定是动了手才会残破的。问题是,在敌人没有失败之前,决不会站着不动等挨打,他总会回手;一回手,自己就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就让自己原来的十分实力降到八分、甚至七分、或六分以下。
如果把敌人保全住了呢?他的分数越多,自己的总分就会升高!
就这个逻辑来看,我若能用最低的代价打败敌人,再尽量把敌人的元气保全住,让他有足够力量支付败战帐单,则我的总分就比开战之前高了。我的损失越少,把敌人保全得越好,总分就越高了。
完全正确。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说,打百次仗胜百次,不算高明中的最高明;不发动干戈,而又能降服敌人者,才是高明中的最高明。
这一段是承上文而来的。
前文提到,假设敌我双方各有十分实力。一番大战后,我胜敌败;但在战斗的损耗下,我剩七分,敌剩三分;就算把敌人剩下的三分全拿到,加起来还只是十分,这仗算白打了!何况,敌人剩下的三分你也未必能全拿,全拿就是要让他灭亡,以后就没机会捞好处了!
话说回来,上述的结果还算好的,如果我方只剩五分,对方只剩二分时,合加起来也不过七分,这仗就算打坏了!
再换个角度看,万一我败呢?局面倒过来了,这下可惨了!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强烈主张全国为上;不仅全国,还要全伍;不管大小,尽量保全。
我以最低代价胜敌,胜敌后又尽量保敌,才有可能达到“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目标。问题是,只要一开打,就会有损失;打一次弱一次,就算打百仗胜百次,也会累积小伤成大伤,迟早会把老本玩完。孙子看透了这一点,所以特别提醒兵家: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意义也就在此。
话再说回来,能百战百胜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目标,人类文明史上,倒是有好几个名将生平从未败过,但有否百胜则颇有疑问?
以中国历史而言,孙膑、白起、吴起、乐毅、韩信、李靖、岳飞……从没听过败绩,但没人能证明他们打过百战以上?
中国历史上,个人战力最强的一代霸王项羽,自起兵以来,大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但没用,输了垓下一战,就让他全部玩完!
项羽如此,在他之下者,就别说了!
为了再论证“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这个高明的论点,不妨再看一个西方的例子——公元前二世纪迦太基名将汉尼伯。
战神汉尼拔久战而兵败国亡
不仅在西方,即在人类有史以来,汉尼拔也是最顶尖的伟大将帅;在西方人的眼中远高于凯撒和拿破仑,仅次于亚历山大大帝。
汉尼拔有多厉害呢?
他率领一支不到四万人的军队,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以劳对逸地正面挑战当时西方世界的霸主——罗马。
正确一点说,当汉尼拔和罗马正式对决时,因为行程中道路险恶(跨越阿尔卑斯山)及高卢一战的损耗,实际人数只有二万六千人。
就凭着这么点基本武力,十六年间,汉尼拔总是以小打大,以寡击众地与罗马大战数十回,全部获胜!
而这数十仗中,有好几次是歼灭战!
开战不久,罗马就知道,以罗马之盛、幅员之广、战力之强,竟拿汉尼拔无可奈何!非但如此,在战将如云的帝国中,竟找不出一个可以、又敢于面对汉尼拔的将领!
更惨的是,汉尼拔还曾一度兵临罗马城下,让素来骄横不可一世的罗马人首度体会到什么是恐惧!
然而,汉尼拔最后还是败了,不是被罗马打败,而是被自己的国家打败!因为迦太基是个小国,物资上无法提供有力支援,兵员上也没办法充分补给。
罗马则不同,因为是大国,相对于汉尼拔而言,罗马人什么都输,但论消耗战,罗马就赢了!而汉尼拔就是输在这一点上,因为补给供应不顺,汉尼拔无法打赤手战,在最后一战中败了!
罗马可以败几十次,因为够大;但迦太基一次也输不起,因为太小了!
最后的结果是汉尼拔兵败,被迫自杀!
迦太基被罗马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