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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我的猜测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是教堂的东西，那么我更有理由相信它的主人是一个外国人了。我又细问了下这个生意人，对这个钟的来历知道多少，他说他只知道这个钟的年份差不多都要快200年了，是战乱年代的时候从西洋教堂流落到民间，其他的都不知道了。再聊了一阵，觉得他知道的也非常有限，于是我嘱咐老人按照我先前告诉他的，说这个钟若是要修好，可能要花几百块钱，问他修不修。几百块对于这个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钱，于是他决定要修，并跟我们约好一个礼拜后就来把钟取走，然后付了几百块钱，欢天喜地的走了，那高兴的程度好像是种已经修好了似的。
我才刚刚开始觉得这件事有点眉目，线索是零星的片段，如果要把这东西完整的拼凑起来，我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好像找到咑矶是让钟重新走动的关键一样。而这个时候，老人告诉我，这个钟之所以不走，就是因为缺少了咑矶。他当时在修理的时候，发现里面的齿轮什么的都是黄铜打造的，而现在要手工去打造一个黄铜质地的咑矶，且分毫不差的安装好，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材料就不容易找到。于是我大胆的猜测，咑矶就是孩子口中的打鸡，而这个红木挂钟，或许就是解开整件事情的关键。
他们家没有电脑，于是剩下的查询工作我只能依靠手机和打电话拜托朋友来查来完成。重庆还算大，叫做“后街”的地方多得数不完，通过查找，地址位于“后街”的，且有那么些岁月的教堂，整个重庆就只有一处，就在南川。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是个救命稻草，正如我对于这家人来说也是救命稻草是一样的，如果这条路还走不通的话，那么我也就无能为力，只能请其他师傅来赶鬼了。于是当下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南川。
离开弹子石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一晚我怎么都没办法睡，甚至是紧张和忐忑，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即将面临的情况究竟是能解开谜团的通途，还是把我们拉近一个更大的容易迷路的森林，孩子的健康是最要紧的，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顺着目前的判断一路走下去了。期间我还寻思了几个我能认识且比较靠谱的基督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神父，虽然不是外国人，但是他对于基督教算得上是大半个百事通。于是我给他发了个信息，告诉他我目前正要去处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拿不准或是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到时候打电话给他能够帮我分析分析。说到佛道二教，我或许还能知晓个几分，但是基督教，我真是一窍不通。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从重庆开车出发，我，孩子的外公和我那朋友，直奔南川而去。在路上闲的无聊，就跟老人聊天，在期间我了解了这个老人的一些故事，虽谈不上精彩，但也算的上唏嘘。他说他老家是綦江，是重庆往南走的一个区县，这次去南川也要从他老家经过。早些年的时候原本凭借着一手好手艺，还算是给社会做了贡献，给自己也积累了一些财富，作为一个钟表匠，在那个年代能够赚钱是绝对惹人眼红的。于是后来在某个全国性的运动中，他被划为了走资派，被批斗打击。那些无知的人的愤怒并没有因为他的屈服而有所减弱，斗来斗去，甚至还给他披上了反革命的外衣。他当初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脚踏实地靠手艺赚钱吃饭，为什么就不能比别人富裕，自己又没少给国家缴税，反革命，这该是多严重的罪，好像在那个年代是要被杀头的，恐怕这个罪名也只有我们国家才有吧，因为他跟别的罪责都不同，它并不以一个人的行为来作为判断是否有罪的标准，而是从它的动机。于是说，连在心里想想，都是在犯罪。后来他进监狱，好在很快得到平反，他就带着全家来了重庆，低调的做了个小市民，住在相对安静的农村，依旧靠着自己的手艺维生。虽然是觉得老人的遭遇全中国有千万人都有相似的经历，但是对于那段历史，我还是比较反感的。如果说因为那个孩子的事情，我对老人和他的家庭是一种同情，听完他的讲述，我对他则多了一份相惜。
南川离重庆不算远，我们到的时候差不多是中午，在街上胡乱吃了点串串香，也算是充饥了。南川的串串香算的上是比较独特，我们在重庆吃串串的时候，一般是像吃火锅一样，拿到锅里面煮，然后才吃，而南川的串串却是你点好菜，店老板会把做好的给你送来直接吃，虽然味道也算是不错，我对于吃法就没那么讲究了。而相比串串香，我对南川的“荤豆花”倒是更有兴趣。
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了后街，这是一条看上去非常老旧的街道，除了房子的造型以外，那种风貌几乎是我在电视里看到的民国甚至更早的那种。街道非常窄，窄到大概只能单向通过一辆人力三轮车，街边的商店到是很多，不过大多是卖的杂货，一路走走问问，总算在一个更为狭窄的侧面巷子里，找到了一个白色三角顶，上边矗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十字架，不知道是木门还是铁门，门框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大字：天主堂。看样子是比较久远，因为那个本来用来描字的朱红，已经褪色发白了。大门紧闭，似乎是没有要接待信徒的意思。敲门敲了很久也没有人出来开门。旁边商铺的老人看到，告诉我们这里一般不会开门，他们只接待那种宗教考察团之类的。于是，不难看出，一个散播大爱的教堂，位于隐秘市井，不让人进入，周围没有卖圣经的书店，也没有走动的修女或是神父，基督教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显得多么苍白和渺小。至少在南川这片土地上是这样。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必须得进去跟里边的人询问一下，网上查了天主堂的值班电话，打过去却直接转到了传真机上面，于是没有办法，我只能打给我在重庆的那个基督教的马姓神父朋友，他头一晚接到了我的信息，我们还在车上的时候他就回复我说，等到了那需要帮助就打电话给他，他在重庆的基督教里还算有点威望，至少能够帮我们联系南川地区的神父或是信徒，来协助我们调查。
很快在马神父的帮助下，一个穿衬衫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从街头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一些刚买的莴笋，他乐呵呵的问我们你们是马神父的朋友是吗？快请进快请进，于是我们就这么进入了教堂，原本我还以为他是在教堂做义工的信徒或是看门人，不过这个念头在我看到他换上神父的衣服后就打消了。
他姓潘，是地地道道的南川人，早年信教以后就投身南川的传教事业，不过他的理想和现实总是相差很远的，他没有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神父一样的慈祥跟博爱，最初看到他提着莴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个人也显得太过小市民，一点看不出他是个神父，他自己也叹息，早年之所以信了主，是因为耶稣基督跟咱们的老君或是如来不同，老君和如来需要我们去“拜”，以一种臣对君的姿态，而耶稣老师就简单的多了，他不需要人拜，只要信他，他就会保佑和爱你。
我对基督教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有限，几乎叫做无知。除了十字架和圣经，还有那句永远都挂在嘴边的阿门，我唯一知道的还是中学时期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那副《最后的晚餐》，据说那顿饭吃完以后，耶稣老师就被他的徒弟犹大给杀死了，好像之后德国那个愤怒的元首大肆屠杀犹太人，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犹太人信奉的是犹太教，而犹太教的老大似乎就是杀死耶稣基督的这个犹大。好在耶稣老师是神，他能够在死后三天复活，才将他的教义洒遍了全世界。
对于复活一事，我是不敢苟同的，我接触过借尸还魂的事情，但那还是死人一个，最终都必须送走。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死后又复活的，除非耶稣老师信的是。。。。
我对潘神父简单说明了一下我们的来意，我直说的可能是遇到鬼了，因为跟宗教界的人士沟通比跟那些不干实事的伪君子沟通好歹还是容易的多，他们至少会愿意听你说完，信不信到是其次，好在潘神父听完，开始若有所思，当我问起他这个教堂是否曾经遭遇过失窃，或是有过外国神父的时候，他给了我肯定的答案。
他说，从他们教堂的案本记载上看，外国神父以前是有过的，不过那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失窃到是没有，但是这个教堂曾经经受过一次巨大的创伤。我对这段事情立刻有了兴趣，请潘神父讲给我听，他说他们接管这间教堂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这个教堂的历史沿革，所以这些东西他是倒背如流的，我想这大概就跟庙里选住持一样，首先你得对自己呆的地方非常了解，你才能有资格当这个老大，所以多读书看来还是有好处的。于是接下来，从潘神父口中，我无意得知了一段基督教堂的故事，也终于找到了解决那个孩子问题的关键。
潘神父告诉我们，这间教堂，是在19世纪初期建立的，当时由于清朝**懦弱，很多国外势力就有了进入中国从精神和宗教上进行扩张的机会。重庆自从被开放为交易口岸以后，大量的外国人涌入重庆，其中包括了很多传教士。于是他们开始向着周边区县扩张，虽然传教是好事，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局下，就容易让人觉得是在进行精神上的洗脑和控制。南川的教堂，却有点不同，1812年的时候，一个法国传教士从成都去了南川，在当地修建了教堂，开始传教，却由于川东地区对于西洋势力非常痛恨和反对，几十年来教堂虽然坚持了下来，但是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是默默的存在，在传经诵道上没有什么大的建树，还常常遭遇路人厌恶的眼神。在1858年的时候，重庆发生了第一次教案，民众号召老百姓攻击教堂赶走洋人，南川教堂当时的马克神父平日里还算对街坊和老百姓不错，常常免费给馒头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