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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一个混蛋肯定是不会了解我的，但他却知道我身上有哪些地方是他可以利用的。他知道我对无意的冒犯是非常宽容的，而对处心积虑的侮辱是绝不容情，寸步不让的，知道我在场面上是爱面子、重尊严的，既尊重别人又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他正是从这儿下手，终于惹火了我。他把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曾经尽力维护的规章、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全给废了。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就得靠稍微严厉的规矩来保持与门第密切相关的那种端庄气氛。他很快就把大使馆弄成了一个肮脏下流的场所、骗子流氓的窠穴。他怂恿大使阁下撵走了第二随员，给大使另找了一个同他一样的皮条客，是在燕尾十字开妓院的。这两个混蛋串通一气，既卑鄙下流又傲慢无礼。除了大使的房间——其实也不太整洁——大使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一个正派人受得了的。
由于大使阁下不在大使馆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便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甫和年轻侍从们也同我们一块用餐。就是在最简陋低级的小饭馆里，餐桌也弄得干净整洁，像模像样，桌布也不太脏，饭菜也更好一些的。可我们只有一支黯淡的小蜡烛、几只锡碟子、几把铁叉子。反正这些外人都看不见，倒也无所谓，但把我的平底轻舟也给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中，只有我不得不租船，或者步行，而且，我只有在去参议院的时候，才可有大使的仆役跟随。此外，大使馆里发生的一切全城没有不知道的。大使手下的官员们全都吵嚷起来，可罪魁祸首多米尼克叫得最凶，因为他很清楚，我对我们受到的这种不像话的对待比谁都更加繁感。大使馆里只有我一人不在外面说三道四，但我向大使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既责怪其他人，也责备他本人，因为他为自己的卑鄙灵魂所驱使，每天都在找我的麻烦。为了与其他使馆的秘书们相比不相形见绌，我就得自己多破费点，可我薪俸微薄，省不出钱来，只好向他要钱，这时，他便跟我说他多么器重我，信任我，仿佛这样就能使我的腰包鼓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了似的。
那两个歹徒终于使他们的主人那原本就不太精明的脑袋晕乎了。他们说服他投机倒把，做旧货生意，结果赔了个干干净净。他们用高出一倍的价钱在伯伦塔河畔租了一幢别墅，把多出的钱与屋主平分了。别墅的房间按照当地的习惯，都饰有镶嵌画，并有用精美的大理石建起的圆柱和方柱。蒙泰居先生不惜工本地把所有这些全都用杉木板遮护起来，惟一的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都是这么饰有木护壁的。也同样是出自类似的理由，在驻威尼斯的所有大使中，只有他一人不许年轻侍从佩剑，不许跟班执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始终出于同一种动机，总看我不顺眼，惟一的原因就是我忠诚地为他服务。
对于他的不屑、粗暴、虐待，只要我认为那是他的脾气所致而非出于仇恨，我都能忍就忍了。但是，一旦我看出他是有意剥夺由于我的良好工作而应得的荣誉的时候，我是坚决不干的。我第一次看出他的心术不正是在他宴请当时正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一家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很不高兴，但并没发火。我回答他说，我荣幸地每天都同大使一起用餐，如果摩德纳公爵驾到时，要求我不得同席的话，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以及我的职责，我也得予以反对的。他气乎乎地说：“怎么，我的秘书，大使馆的贵族侍从都不入席，你连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位君侯同席？”我反驳他道：“是的，先生，阁下赐予我的这个职位使我变得高贵了，所以，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比您那些贵族或自称贵族的随员高一等，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您也知道，您载誉归国的那一天，根据礼仪和传统习俗，我得穿着盛装跟随您的左右，并能荣幸地在圣马克宫的御宴上与您同席。所以，我不明白，一个人既然能够而且应该参加威尼斯总督和参议院的公宴，怎么就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的私宴呢。”尽管我的理由无法驳斥，但大使就是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再次争吵，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来大使馆赴宴。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不思回报反而刁难
从此以后，他老是找我的麻烦，故意气我，想尽办法剥夺属于我职权范围的小特权，转给他亲爱的维塔利。我敢肯定，要是他有胆量派维塔利替我去参议院的话，他是会这么做的。他通常是让比尼斯神甫在他的办公室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的，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信报告奥利维船长的案件经过，只字未提惟一参与处理此案的我，甚至还把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说是帕蒂泽尔写的，夺去了我的功劳，其实帕蒂泽尔一句话也没问过。他是想打击我，取悦他的那个宠信，而并不是想甩掉我。他知道，找一个人来接替我，没有当初找我接替福罗那么容易，福罗早把他的德性给传出去了。他非得找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不可，因为得给参议院复函。而且，这个秘书还得写所有的公文，干所有的事，又不用他自己操心费神。此外，这个秘书既要服务周到，又得对他的废物随员们低三下四。因此，他既想留住我，又想制服我，使我远离自己的祖国以及他的祖国，没钱回去。如果他做得客气一些，他也许就得逞了，但维塔利却别有用心，想逼我滚蛋。他果然如愿以偿了。当我看到我吃力不讨好，大使对我的辛劳不思回报反而刁难，再留下去，在大使馆内只有生气，在大使馆外则遭不平，而且，他自己已经搞得臭名昭著了，我就是干好了也得不到好处，干坏了则更于己不利，所以我把心一横，向他告假，并给他留下时间重找一名秘书。他对此未置可否，仍旧依然故我。我见没有任何好转，而且他也并没在找任何人来接替，我便给他兄弟写信，详述我的苦衷，请他说服大使阁下准许我告假，并且说明，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继续呆下去了。我等了很久，也没见回信来。我开始感到很不舒服了，但大使终于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写得言词严厉，因为大使尽管常大发雷霆，可我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破口大骂了一通之后，不知再说什么好，便指控我出卖了密码。我哈哈大笑，以嘲讽的口吻问他是否真以为在全威尼斯有哪一个傻瓜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密码的。他一听，气得口吐白沫。他装作要喊人，说是要把我扔出窗外去。在这之前，我一直非常平静，但一听他这么威胁，我也火冒三丈了。我奔向门口，拉出插销，把门从里面插好，步履沉稳地走回来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人不会干预这事的，还是咱俩私下解决的好。”我的举动、我的神态立刻让他安静下来。在他的表情中，明显可见惊讶和恐惧。我见他气消了，便稍稍说了几句，向他告辞，然后，没等他回答，我便把门重新打开，走了出去，昂首挺胸地在他的仆人中间从候见厅走过。仆人们像往常一样站了起来，我觉得他们真可能会帮我打他，而不是帮他来对付我。我没有上楼回房间去，而是立即下楼，出了大使馆，永不回头。
我径直去了勒布隆那儿，把经过情形向他叙述了一番。他并不太惊讶，因为他知道大使的德性。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饭尽管是临时准备的，但却很不简单。在威尼斯的所有有脸面的法国人全都来了，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一听，众口一词地指责大使阁下。大使没有跟我结账，一个苏也没给我，使我只剩下身上装着的几个金路易，没法回家。大家纷纷解囊相助。我从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20来个西昆，从圣西尔先生手中也拿了同样数目的钱。除了勒布隆先生外，我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是最好的了。其他人的好意我一概谢绝了。在等待动身的期间，我住到领事馆秘书家里去，以便向公众证明，法国并不知道它的大使的种种不公正的行径，大使见我落难之时反而受到欢迎，而他堂堂一个大使反倒受人冷落，不禁勃然大怒，完全失去了控制，行为举止简直就像个疯子。他竟至不顾体统，向参议院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我抓起来。比尼斯神甫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便决定再呆上半个月，而不像原先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启程。大家得知我的决定，深表赞同。我受到普遍的敬佩。参议院甚至不屑于答复大使的莫名其妙的备忘录，通过领事告诉我说，我可以想在威尼斯呆多久就呆多久，用不着担心一个疯子的行径。我继续拜访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又去向那不勒斯大使辞行，他不在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非常殷勤客气的信。最后，我动身了，尽管手头拮据，但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借债和欠一个商人50来个埃居而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债务。那个商人名叫莫朗迪，后来卡利约替我还了，可我却没有再还卡利约，尽管我俩此后常常见面。至于前面所说的两笔借债，我后来手头一宽裕便立即如数奉还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常去她家共度良宵
不谈一谈威尼斯的有名娱乐，或者至少谈谈我逗留期间所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娱乐，是不好离开这座城市的。大家都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少追逐我这种年龄的人的种种欢乐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大家所称作的年轻人的欢乐的。我在威尼斯时依然故我，再说，公务繁忙，我想寻欢作乐也不可能，但这却使我对那些可以为之的普通消遣更感兴趣。首要的、也是最温馨的便是与一些杰出人士交往，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等人。还有一位弗留利位于威尼斯东北部，现今的南斯拉夫边境上。的绅士，我非常遗憾，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我一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