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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委领导说：红四团先头部队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了240里，然后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链索激战，夺取泸定桥。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战斗力达到了人类体能的极限，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急行军和在铁链索上匍匐战斗的吉尼斯纪录。他还说，前两年，深圳的三个学生来旅游，听了红军一天急行240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根本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无独有偶。在我离京走长征路前，听人民大学党史系的同志说过，有一个美国学者写的书，通过对人的身体各种指标的计算，也认为这是杜撰的故事。
我听到这些“新闻”后感到吃惊。美国人与我们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有很大区别，人家不相信，不奇怪。我们有的大学生，居然也这么认为，就令我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会这样提出问题呢？！过后再想，也顿悟开来。现代物理学不是讲“场”吗，对一些人来说，和平环境与战争年代，是否犹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分属两个“场”呢？如果是这样，那几个年轻人怎么能用和平环境的常态，去想象战争年代那种非常态，我们的红军战士创造的奇迹呢？在非常时期的非常状态，人迸发的巨大能量确实是常态下不可能想象的。正如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定律难以理解一样。这也说明，思想教育要完全落到实处真不容易，我们的党史宣传的育人功能还要想办法加强。
泸定会议和翻越夹金山
我在2003年9月下决心走长征路，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上雪山。不上雪山，对长征的体验就不是完整的，甚至可以说，缺了长征标志性的内容。本来是想按照中央红军当年上雪山的路线来走。但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继禄告诉我，从泸定到天全、宝兴，再到硗碛，在修路，车子不好走，因而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上夹金雪山比较困难。于是，按照张主任的安排，与当年中央红军反向而行，走红军下山的路上雪山。这样，我们先到了小金，由小金上夹金山。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是写党史，就不能不讲究事情发生的先后时序。党史路怎么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相机调整，但是写作时，还是尽量按照历史原貌反映为宜。好在2004年7月又要去成都开会，想利用这个机会走走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红四方面军也过了夹金山，这样，我们一行于7月28日按照当年中央红军的路线重上雪山，弥补了头一年的缺陷。从宝兴上夹金山，比由小金上夹金山困难得多，这番感受是不经历不能获得的。这里，就按照当年中央红军的历史路线来讲所知道的红军过雪山的情况。
泸定会议的重要决策
当年中央红军的中央纵队随红四团走西路，经磨西至泸定。磨西距县城100多里，处于四川省内最高的山、被藏民称为神山的贡嘎山的东麓。这里的海螺沟有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也是离城镇最近的大冰川。早在1892年，天主教传入磨西，建立教堂。中央纵队于5月29日下午到达这里，毛泽东就住在教堂北楼前排的两间房里。泸定县委领导说，中央领导在这里开过会，他们叫“磨西会议”。我问了一些同志都不清楚这次会议。我们到磨西去了解情况，天主教堂已恢复完好，毛泽东的住地按原样布置。在据说是开磨西会议的那个屋子，我也看了，什么陈列也没有。回京后，查了一些文献，也没有找到有关磨西会议的记载①。
中央纵队到达泸定县城后，5月31日，在县城附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即泸定会议。这次会议讨论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红军前进的行动路线。会议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中央红军去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大家没有异议。这是决定红军过雪山的由来。二是讨论要不要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派谁出去执行任务。这个问题提出的背景是：还在3月上旬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中共中央从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获悉，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破坏后，就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当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找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计划让你先行一步，同时打听上海和国际有无联系。你们两人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设法到莫斯科。此后，潘汉年秘密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现在红军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形势已有很大好转。这样，派不派陈云出去，是否改派别人的问题就需要讨论了。大家认为，这是个时机。一致同意还是陈云去。他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原白区工作部长，比较合适。另外，增加了李维汉。张闻天向陈、李两位交代了去白区工作之事。李维汉后来有别的事，未去成。陈云在6月中旬红军占领天全之后就离开红军，没有翻越雪山，安排两名地下党员护送他，经雅安，抵成都，在重庆乘“民生”轮顺流到上海，不久与潘汉年接上关系。他们两人先后离沪赴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2004年7月29日；我们到宝兴时参观了陈云出川去上海的始发地灵关小学）。
在泸定会议上，张闻天没有再提离开红军前往白区工作之事。但是，正是此前他自告奋勇地提出去白区工作之事，成为影响他与毛泽东关系的一个疙瘩。在泸定，他们住的旧址和开会旧址都不存在了，没能考察成。但我琢磨了张闻天为什么想离开红军的问题。在后来的延安整风期间，就此批评张闻天在长征中政治动摇、逃避艰苦环境等，那是无限上纲。张闻天以他经受各种打击所走过的艰难曲折而光明坦荡的一生，充分证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不是那种害怕困难的人。但是，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以为：
第一，张闻天是想让毛泽东实至名归。遵义会议以后，他虽然“负总责”，但是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在拿主意，若有不同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后都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办。苟坝会议最明显，第一天，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被“罢官”；第二天，毛一人说服了大家。刘英说：“闻天当时是书记。按照他的作风，听到各种意见都告诉负责军事指挥的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经过讨论、甚至争论，他再做结论。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确实是毛主席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见高明、正确，所以闻天总是支持毛主席。”｛1｝张闻天完全明白，按现在的说法，他尽管是“一把手”，但“核心”是毛泽东。与其这样让毛泽东“实”与“名”相背，不如让毛泽东“实至名归”。张闻天不是个揽权的人，没将权位看得那么重要。他只要在红军中，这个局面难以改变。他离开了红军，这个“负总责”自然就属毛泽东了，不可能再有第二人来争这个位置，尽管毛那时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的权威。他若去共产国际还能直接汇报这个情况。这个想法，他不可能明讲，但从他的思想作风中是可以作出这个分析的。
第二，张闻天是想避短扬长，去一个能开创新局面的地方，使个人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张闻天作为革命家，有他的特点，文人气质较突出，打仗、军事斗争、战略战术分析，这不是他的强项。他自己说过，“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②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批评他的这个弱点就很不客气了，说他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这个批评虽然是在张闻天提出想离开红军这一事之后，但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恐怕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形成了。苟坝会议的戏剧性结果，只能使毛泽东更加深这种认识。张闻天也不可能不为此感到苦恼。特别是整个长征就是打仗、军事斗“法”、分析战略战术，纵横捭阖，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等等，这使他很难发挥突出作用。如果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的这个弱点就不凸显了。相反，在那相对固定的环境里，他还可以做文字工作，搞理论研究，写党内宣传需要的文章。这是他的优势，在这方面能更充分地展示他的杰出才干。因此，他自告奋勇出去做白区工作，完全可以理解。
泸定会议后，中央红军为避免与敌纠缠，尽快与四方面军靠拢，向天全、芦山方向前进。这就要翻越二郎山。我们经过这里，但是没有走这条路，因为在施工打隧道拓宽公路。建国初期，风靡一时的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唱的这里，描述解放军怎样不怕困难修筑康藏公路的情景。歌词虽记的不完全，但我们一行中的小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周锐京）带了口琴，能将那个优美曲调吹奏下来，非常悦耳。据说，当年红军过二郎山时，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到处都有纠缠不清的粗壮的葛藤和横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