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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当年“样板戏”的做法，以至狡猾的赵本山在彩排时“贪污”掉一些内容，免得节目被砍。
第一部分 赵薇的大眼睛与赫本的脸第5节 盛满平庸的地方（2）
春节联欢晚会上既当演员又搞摄影的牛群
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不只是政府交办的，也是老百姓的强烈要求。“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难看年年看”，这两句话很能看出二者的心态，举办者明知难办却不得不办，如不办对上对下都交代不过去，观看者知道晚会就那么回事，但又期望能通过晚会实现某种自己的权利（比如视觉平等的权利、对晚会发牢骚的权利等）和理想。著名的前卫美术批评家栗宪庭在与电视评论家李幸谈到春节联欢晚会时的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东西（指春节联欢晚会）很没意思。当然，栗宪庭属于中国极少数不看电视的人。没有电视照样过日子，没有晚会也照样过年。然而，即使像栗宪庭这样前卫的艺术评论家和西化意识较强的人，在到了异国他乡过春节的时候，还会想到春节联欢晚会，1998年他在法国南部过春节，那儿华人很少，春节的气氛很淡，打开电视也看不到春节联欢晚会，那个年他过得寂寞无比。栗宪庭尚且如此，一般人就可想而知。试想一下，假如明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停办了，人们的愤怒和抗议会远远比面对一台平庸的节目要强过几十倍，他们会感到他们应有的权利被剥夺了。春节联欢晚会无疑成了“政治”，但这个“政治”不只是由上而下发布给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大饼，它只是在超越政治之后又回归政治的。或许春节晚会本身在中国最初的动因是政治化的，它是官方联络民众感情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手段被放大（全国性的电视直播）以后，它最初的动机就被遮蔽了，娱乐和宣泄的功能得到了发挥。而中央电视台作为意识形态的窗口和工具，在满足观众的趣味和要求时又必然可反作用于观众，又必然会带着强烈的政治的主导性，用行话说，就是不能让多样化冲淡淹没了主旋律。
因而春节联欢晚会便自然变成了政治和文化的混合物，在艺术形式上也就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文化拼盘，这种混合也是观众的内在要求。因为春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节日，春节联欢晚会必然会照顾每一个“分子”的利益和兴趣，因为老百姓也不只是把它当作娱乐活动，也视作参与（当然包括政治参与）的机会。比如观众烦透了主持人念各行各业名单，但被提及的行业肯定心中还是会产生一些暖意的。而如果被忽略、被遗漏，肯定会产生有一种政治的冷落感。姑且把念名单比作“压岁钱”吧，要是父母少给了谁一份，他的心里肯定很难受。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导都想将念名单省略掉，但每年都不能省。尤其是那些常年不见踪影的“弱势群体”更需要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亮亮相，享受一下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种温暖的价值有时是无法用钱来计算的。
春节联欢晚会做成文化拼盘既属于无奈，也是其内在的特质所决定。如果只是满足某一阶层的某种趣味，就丧失了联欢的特性，如果只是关注某类社会人群，就会失去整个人群。春节联欢晚会依照文化拼盘的方式将各行各业的要求或含蓄地或直露地表达出来，以达到“联”的作用。
“联”是政治性的、群众性的要求，“欢”才是晚会的本质。如果春节晚会“联”而不“欢”，就会变成接受教育的第二课堂。近年来人们对春节晚会的不满，更多的是冲着“欢”来的，这种“欢”不只是在喜庆和吉祥方面，还在表达他们愿望和欲望方面。快乐不只是来自表面的搞笑，还在于内心的自由和人的解放，而这一点正是文化拼盘这一审美形式所匮乏的。文化拼盘采用的是后现代的拼贴方式，而拼贴本身是以牺牲强烈个性来求得平衡的，被拼贴的事物只能依照一种平面化的模式组合到一起。而它要盛放的只能是平和、平凡、平庸的内容，极端的、个性化的节目必然会削去或磨去棱角。这也就是每个人都要看每个人又要骂的原因。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斐早就激烈地批评春节晚会，1987年他在《大众电视》撰文说，这种晚会是“逼迫人们守在电视机前过年”，他指责中央电视台搞“包办”，用一台大一统的全国性晚会把大家许多宝贵的节日权利剥夺了。钟惦斐生前的话无疑是深刻的，尤其“节日权利”的提出是一个富有人权色彩的概念。但是，当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夺，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节日权利”奉献出去时，我们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文化生存背景了。而且，中央电视台自身的“节日权利”又是被谁剥夺了呢？
吉勒斯·德鲁兹和菲力克·居塔里在著名的《反俄狄浦斯》一书谈到商业社会的消费主体时有一段精彩的话可用来形容今天中国的某些电视观众：“主体正常状态的某些方面能够在记录的表面被识别：一个陌生的主体，没有确定的身份，能常只是一个空壳，却始终围绕着欲望机器运转，它被其产品的份额所定义，以获得这里、那里乃至每一处的酬劳，并以逐渐形式即具体化的形式，诞生于消费状态之中并再生于每一新的状态：‘因此这就是我，因此这对于我就是！……’与欲望机器相伴的主体仅作为一种剩余物被生产：一个令人吃惊的消费综合体。”
这个令人吃惊的消费综合体便是由春节联欢晚会和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培养、塑造出来的。反过来这个消费综合体又开始影响甚至主宰春节晚会和综艺节目，“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难看年年看”，二者实际是在不断妥协，继而共谋——排斥消解精英文化，让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还原为大众文化的一分子，钟惦斐的“权利说”在这里就稍稍显得有点超前或滞后甚至书生气。
政治快感与商业欲望
由于视觉平等带来的政治快感，同时也导致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商业欲望。政治快感一向是美国当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理论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来的，詹姆逊认为，快感，像幸福或兴趣一样，从来不可能被人的眼睛直接捕捉，而只能从旁去体验，即事后类似副产品的某些东西。“若将快感认作一种目标，快感就不再存在，它将悄然转换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激情，一种由萨特以他特有的方式赞赏过并体现在唐·胡安或赫安·雅克伯·施密特这些伟大原型中的非人的形而上的对存在的选择”。这就把快感的感官性和审美性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次来进行论述了，快感不只是愉悦的体验和事后的体味，而是一种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政治价值。
但春节联欢晚会隐含的政治快感，又不是纯粹主义的存在选择，它正是詹姆逊所说的那种“政治无意识”的反应。因而这种政治的快感又是非常脆弱的，它很快又被混合到那种将空闲时间降为非常商品化的“休闲”范畴，从而取代以前最个人化的性欲阅读快感，沦为一种商品消费形式。张明敏在春节晚会的一夜“暴红”，很能说明这种政治快感与商业欲望的关联。1984年，当时大陆对港台流行歌曲的了解仅仅局限于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一年的春节晚会香港的“业余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给内地的观众上了一课：原来港台歌曲不全是“腐蚀”斗志的“情哥情妹”，流行歌曲也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人们对港台流行歌曲一下子改变了看法。那一年到处传唱着《我的中国心》，张明敏也成为内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歌星。虽然有很多港台歌星对此很不屑一顾，但张明敏改变人们对港台歌手的看法，为日后港台歌手和流行歌曲大举登陆内地作了一个优美而成功的铺垫。1985年大批港台歌手在春节晚会登堂入室，1987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将港台流行歌曲推向了新的高潮。有意味的是，这些歌手都是以爱国歌曲或爱国者的身份得到春节联欢晚会这一巨大盛会的确认，让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获取一种强烈的“政治快感”。可要知这些歌手们真正的企图却并不仅仅是爱国，更重要的是商业动机，是来宣传推广他们的歌带和唱片。这也是利用观众的政治快感来实现他们的商业欲望。
当然，港台流行歌曲对改变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文化思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冲击了传统的音乐观念。但是港台流行歌曲最成功的地方还是它的商业操作，在没有春节晚会电视直播前，港台流行歌曲虽然在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区有所传播，但辐射面非常有限，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不仅为港台流行歌手提供一笔可观的入场费，更重要的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特殊形式的巨型晚会，还是一个极好的新闻发布场所，港台歌星在晚会的演出也成了一次极佳的广告宣传。这是由于春节联欢晚会在老百姓的心中有着绝对的美誉度，因为各个地方政府、各个文艺团体总是将最好的演员、最好的节目“进贡”到中央电视台，就像《人民日报》在百姓中有红头文件效应，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更容易产生这种“效应”。春节联欢晚会所拥有的巨大的商业效益最初恰恰为港台歌手所挖掘、利用，也就是在春节联欢晚会火了之后港台的歌星们才纷纷通过种种方式前来内地淘金。
应该说，在1985年之前，中国人的市场意识。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是比较淡薄的，虽不像70年代末期耻于言商，但为富不仁的教育还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对晚会的概念还是“文娱”的范畴。“文娱”虽是文化娱乐的简称，与我们今日流行的“娱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文娱”是非商业性的，是繁忙工作的一种调剂，是配给制的，观众是不可能选择，更不可以挑剔的，也是计划安排的。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