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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无关。当然，足球承担的意识形态毕竟有某种虚拟，巴西足球称霸全球，并不代表巴西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主流话语，更不是超级大国；相反，最不重视足球运动的美国却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三、“足球党”与红魔强国梦
足球胜利对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的效力有时是无可估量的，作为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的韩国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收获是丰硕的。《足球》报记者郭先春说“本届世界杯带给韩国社会的极大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外交、国民精神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革，则是有目共睹的。和这些成就相比，足球队的成绩反倒显得仅仅像是一个刺激点，其本身的意义只在其次。这届世界杯，让韩国的国家发展计划提前了五年，被认为将让韩国的国家品牌由世界第三十位，一跃而跻身世界前十二位。韩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计划，要让韩国的经济实力借世界杯东风，跻身世界前四强。”郭先春预言：“历史将见证，足球这项游戏，在21世纪初的韩国，促成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世界杯对韩国社会能否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能否促进社会的变革并推进韩国的历史，现在可以预言但不能断言，但此次世界杯委实点燃了韩国人的强国热情，也再次证实世界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以往韩国被不同派的政治家分割，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因而韩国的政治很难拥有统一的号召力，“在我的记忆中，韩国人从未这么爱国，通过足球这个玩意儿，全体韩国人终于团结起来了”（韩国媒体评论员语）。在韩国流传这么一种说法，6月22日，韩国队打入四强的这一天。韩国便出现了一个新政党——“足球党”，因为足球成了团结所有韩国人的纽带。这个虚拟政党的领袖是希丁克和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他们在韩国民众中的受欢迎的程度，是任何一个现役的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这或许应了我前面所说的“足球大于政治”、“游戏大于政治”的说法，因为所有的政治都不能愉悦百姓而又提升民族的精神，而足球做到了这一点，希丁克和郑梦准便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狂热韩国民众甚至要求希丁克担任韩国总统。把足球主教练与总统相提并论并不是韩国人首创，早在1994年时英国人查尔顿带领爱尔兰队取得不俗战绩时，爱尔兰的球迷就呼吁全国的民众选举主教练查尔顿担任总统，球王贝利在巴西国内也多次被人要求参加总统的竞选，可见足球是极容易被泛政治化的。韩国人的足球热情甚至超越国界、民族甚至洲际的限制，希丁克是欧洲的荷兰人，可韩国民众没有了皮肤和人种顾忌，要推举这么一个异族人任自己祖国的总统，足球的胜利超过了一切障碍。
希丁克参选总统的可能性很小，但推荐希丁克并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却希望成为总统最有力的竞争者。有政治评论家估计，只要郑梦准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它在12月开始的大选中极有可能脱颖而出。尽管郑梦准还没有明确表示参加总统的竞选，最新的民意调查中郑梦准已被排在总统竞选者的第三位。在两家报纸6月17日公布的调查中，郑梦准的支持率分别达到了18．7％和15．3％，比六个月前增长了五倍，请注意，这个时候韩国还没有进入四强。郑梦准的支持者并非都是“红魔”，而是包含了各个年龄和多个领域的人，这说明足球巨大的政治超越性，也说明郑梦准将韩国带入新的政治理想之中。
“足球党”的政治凝聚力也许是短暂的，但韩国人通过世界杯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形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百姓踊跃捐献家里的黄金，帮助政府度过难关，在国际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韩国队和韩国“红魔”球迷的优异表现，是对1997年韩国形象又一次完美的提升。在世界杯期间，有2000多万人次的群众上街游行，但激情并没有导致暴力，没有发生骚乱和安全事故，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屡次发生足球骚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韩国人的国民性格在世界杯上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便是他们对红色的钟爱。整个世界杯期间，整个韩国成了一个“红海洋”。这种“红海洋”与中国“文革”期间的“红海洋”在外形上极为相似，但内涵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文革”的“红海洋”是与个人崇拜、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象征革命、烈火和鲜血，而韩国的“红海洋”象征着强国梦和胜利的庆贺，更重要的是韩国以前的“颜色图腾”是宁静、内敛的白色，而现在将红色作为民族性格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向上、争强的国民精神。韩国“红魔”球迷给世界杯留下一片红色的海洋。
“足球党”的说法也许带有调侃意味，但说明世界杯在韩国人心中激起的那种民族的自豪和自信心已经超过一两个政党的地位。足球能否强国，可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足球被意识形态化之后，便拥有了特别的涵义。都说世界杯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韩国人在此次世界杯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他们的胜利与战场上的英雄凯旋是同一级别。
我们通过对韩国人在这一次世界杯上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到足球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意识形态化的。如果追溯它与日本争办200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历程，就会更清晰地昭显其意识形态色彩。韩国人在申办世界杯时与日本人平分秋色，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上，又与日本人一起挺进十六强，但其后的赛程中，日本人止步不前，韩国人一直冲进四强，在日韩两个老冤家的竞争中，韩国人历史性地战胜日本。
能激起韩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原因，还有历史的缘由。早在1966年，朝鲜队也曾经击败意大利队挺进八强，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两次由同一个民族的球队有所建树，以至韩国媒体用“重现1966”、“金主席，下一次让我们并肩作战”这样的标题表达“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之情。
当然，足球的胜利也可能被夸大，被意识形态泡沫化，韩国人想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四强的设想便是被足球宏大叙事之后构筑的乌托邦。足球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它的特殊效应，但足球水平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世界杯成绩与国家的国际地位更不成比例，世界杯能激活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并不是一个国家腾飞的翅膀。
四、足球诱发“后东方主义”
韩国人的胜利是亚洲人的胜利，也是东方人的胜利。当然韩国人的胜利，也招致诸多的非议，这些非议大都是对韩国人胜利的不服气，对韩国足球进入四强的不满意。一时媒体广为渲染，乃至认为整个世界杯都贬值了，关于黑哨、裁判、阴谋的种种猜疑四起。这些舆论当中，有一些是来自韩国队对手的媒体，像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的媒体大肆夸张裁判的不公正，大肆宣传国际足联与郑梦准的“阴谋”，这很正常。一是失败的一方总是为自己找理由，二是韩国队本不入流，这一次踢这么好肯定有“猫腻”，心理上会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对方的舞弊。
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反应。日本媒体发过这样一条消息，如果韩国队进入决赛，日本人将拒绝韩国队入境，这当然只是一种态度，按照赛程的规定，韩国人真的进入了决赛，日本人是没有理由拒绝韩国队进军横滨。很显然，日本人对韩国人的胜利是有些难受的，这种难受是由于一种嫉妒，出于心理不平衡，因为韩日同时举办世界杯，日本队只进入十六强而韩国队却超水平发挥，进入四强，日本人心里酸着，但拒绝入境便带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或许是最终典的东方式的嫉妒。
日本人的嫉妒、愤怒乃至仇恨，还是可以理解，但中国媒体的反应就有些出人意料、在韩国人进入八强、四强之后，中国的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用各种各样的腔调来挖苦、讽刺、嘲笑韩国人的历史性突破，最著名的观点便是央视一主持人的“小人得志论”。作为韩国人的近邻，中国人对韩国人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应该欢呼、激动，显然中国足球队在首次进入世界杯吃了九个蛋、零得分、零进球，但也不能怨韩国人打得好，把韩国人的顽强拼搏精神视为“小人得忘”。
诚然，韩国足球队在本次世界杯上的优异成绩与天时、地利、人和是分不开的。作为东道主，韩围人得到的便宜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1986年墨西哥举办世界杯，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进入了八强，1998年法国人世界杯，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捧走了大力神杯，虽然有实力的因素，但与地主之利关系极大。在这之前，法国队多次有问鼎世界冠军的实力，就因为缺少那么一点点的“便宜”，让一代球王普拉蒂尼扼腕长叹。人们没有去指责1998年法国队利用主办国之利挤走巴西获得世界冠军，对韩国的第四名却嗤之以鼻，说到底还是一种“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在起作用。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揭示了西方对待东方文化的误区，西方人总是按照某种想像的“东方”来看待东方、对待东方。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又反过来影响了东方人的思维，“他者”、“被看”便成为东方的景观。应该说，东方主义仍根深蒂固地存在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之中。后东方主义则是由于东方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滋生出来的一种价值系统，像央视主持人由于平常担任欧洲联赛的解说，他们的立场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为正统，其他的如韩国、塞内加尔当然是异类，他们打败了正统，胜利自然是名不正、言不顺，不是国际足联的阴谋，就是黑哨。这种偏见是典型的后东方主义的错误。
后东方主义在冷战结束之后会有更大的市场。在一个全球化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