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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并不高，岁俸银仅180两（二品155两）。年养廉银为15000两至30000两左右（二品20000两以下）。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漕帮
明规则制定者处于庙堂之高，潜规则制定者处于江湖之远。漕帮，就是一个曾经改变中国利益划分格局的潜规则制定者。
漕帮因漕运而来，一直处于半灰色的尴尬地位。在雍正年初年取得合法地位，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壮大，改组后又转入地下。在乾隆年间势力已经可以让北京无可奈何，其间甚至出现了“乾隆入帮”的传说。
漕帮有以下特点：
1、成份单一。以无产的青壮年****船工为主，并吸纳了一部分底层读书人。
2、组织严密。有残酷的漕规、家法，和江湖义气维系着体系的严肃性。
3、准军事化。旗语、暗语和帮规，侧面表现漕帮的准军事化部署。
这些特点，为日后发展为陆上主流黑社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漕帮的兴衰变迁，使它可以被视为一个中国古典ngo的标本。
背景：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尽量公平合理地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漕口挣到的是堵嘴的钱。
漕口为什么能得以发展呢？通过考证得知，小户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诈面缩小了，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诈力度。没有找到保护伞的小户便遭到了更凶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众怨沸腾了。
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起因：
漕帮在明朝时就已存在，正式建立全国统一组织，即祖师翁、钱、潘三祖成帮于雍正二年；据帮内文献记述：雍正帝通令各省，挂榜招贤办理漕运。翁钱潘三位祖师，得到这个消息，心中大喜，便到抚署揭了黄榜。那时河南抚台名田文镜。三位祖师见了田巡抚，说了来历，便条陈整顿漕运办法。田巡抚大喜，当与漕督同本上奏。雍正帝当旨谕，饬三位祖师归漕河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钦差何国宗指挥。三位祖师便辞别田巡抚，来到清江浦，请见张漕台及何钦差。何张二人，即命三位监造粮船，并督理浚河修堤工程。三位祖师，复请张何二人转奏，请恩准许开帮收徒，以便统一粮务。清廷批准所请。
漕帮组织成为保护本身利害的一大“工会”，因为当时漕船上从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饱受欺凌；可以欺侮漕船的，大致为两种人：
一、逢关过闸的官员，甚至夫役，倘不满足其贪壑，则多方刁难，误了期限，漕船自己负责。
二、各处码头上的地头蛇，往往勾结旗员，藉故生事，无理取闹，以为敲诈勒索的手段。
这是就陆地而言。在运道中亦会受欺侮；可以欺侮漕运的，有三种船：
一、官船：尤其是钦差的官船，在运道中有优先通过的权利，漕船必须让道。倘或故意找麻烦，可在瓶颈地带，逗留不走。
二、水师船只：有军事上的理由，当然比漕船神气。
三、最气人亦最无奈何的是，来自云南的铜船。押运铜船是个极苦的差使，因此铜船上的水手，都持不在乎的态度。铜船吃水甚重，在运道中横冲直撞，当者披靡，或者同时沉没。打起官司来，铜船必占上风，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铜船因为船身重，吃水深，不易控制，运道中只有别的船让铜船，铜船无法让别的船，别的船自己不小心，撞沉了活该。
组织和家法：
雍正年间取缔ngo，与漕帮的改组有关，其中且牵涉到密谋推翻雍正的纠纷，而涉嫌者为诚亲王胤祉。
潘祖的死因，以各种迹象推测，是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由于当时漕帮已形成庞大而严密的组织，除了用各种方法笼络利导以外，无法解散、改组，以及渗透、分化，倘有人敢于尝试，即犯了“十大帮规”的第三条“不准扒灰倒笼”，这是“十大帮规”中的“唯一死刑”一条，处置是缚在铁锚上烧死。
漕帮以“江淮四”（在江苏二十一帮以内）为首，其规则如下：
江淮四头帮在无锡兑粮。平常打八卦旗，初一十五打杏黄旗；进京打黄色龙旗，出京打淡黄色凤旗。金顶金丝盘龙桑枝雀杆，上红下黑，三道紫金箍，清门锡壶顶，阴阳紫金所，如意头子，刘海戏金钱，双披红花，顶四飘带。
这段记述，有荒诞不经的地方，如所谓“旗子乃正宫娘娘亲赐”之类。
不过有一个疑问是显而易见的，船上挂旗，无非为了识别，以单纯易识为尚，为何一艘粮船，挂旗要有那么多花样：平常一种，朔望一种；进京一种，出京又一种？旗子及旗杆又有许多附属设备，又何以要如此讲究？总而言之，一个大疑问是：为什么要弄得如此复杂？最可能的一个答案是，各样的旗子，有各样的涵义，各种旗子互相搭配，产生了更新更多的涵义。易言之，这些旗子的作用，就如近代军舰上的旗号或旗语，是一种通讯的设备；而所以要有此设备，或者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漕帮也是准军事化的团体。
帮中家法有二：一曰“香板”，又名“黄板”，相传为翁钱潘三祖所置。板上一面为“护法”，一面书“违犯家规，打死不论”。一曰“盘龙棍”，板面绘龙，龙口内书“钦赐”二字，下书“护法盘龙棍”五字，背面亦书八字，惟“家规”改为“帮规”，又有“上谕，时在乾隆卅年季春”字样。
乾隆入帮，至今尚无进一步的资料，但漕帮有钦赐龙棍，可见其律法森严、理直气壮。
后续：
漕运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完全停止，漕帮被迫上岸，到运河沿线发展，凭借其严密的组织性和江湖义气，成为运河沿岸地区的准军事化的黑社会组织。漕帮入民国后，正式改称清帮（青帮），因为漕运日趋萧条，帮中数典忘祖，作为“海底”的一本“通漕”，竟称之为“通草”，教人笑煞。清帮在民国有一段“黄金时代”，最有名的一个弟子，是“洪宪”的“皇二子”袁寒云（克文）。清帮在上海被称为青帮，出现了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亨，一手遮天，直到民国结束。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历代漕运
【秦汉】
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秦汉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产，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但此时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荥阳（今荥阳县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海口，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徙道后混流的黄河、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