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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仍然走在我们前面（2）
说到现代性，鲁迅特别看重人的权利问题，也即个人在现时代的地位问题。如何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不能不成为改革的核心。换言之，所谓改革，说到底是人类自身的改革。早在青年时期，鲁迅便开始构筑他的“人国”乌托邦。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他对于主权与人权，民主与自由，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的阐述还停留在人类文化学阶段，那么在介入女师大斗争之后，尤其在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之后，则明显转移到了政治学范畴，强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其中，他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头等重要的。１９２７年初，鲁迅到香港做了两个讲演，一个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个是《无声的中国》。他指出，中国历史上“不能说话的毛病”一直延续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等于零的”；于是呼吁说，我们要发出“我们现代的声音”，“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亲受了书报审查制度的暴虐之苦，在答《中学生》杂志社问时，他特别郑重声明：“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鲁迅多次自称为“奴隶”，他深知，奴隶与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失去人所应拥有的一切权利，重要的是长期被奴役和被损害所形成的奴隶根性，已然妨碍了为自身和社会的解放而作的斗争。因此，他的言说，还有实践活动，如加入左联、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也都不仅仅在于运用现有的法律所许诺的权利，而是对未来的权利，其实是对人所固有的权利的自觉的争取。他知道中国多鬼魅，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所以主张韧的斗争。
跟世界上那些追求永恒的伟人不同，鲁迅惟愿自己的文字“速朽”，他说那是枭鸣，向社会报告的是大不吉利的事。这些文字产生之日，距今已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许多人物事件皆成陈述，但是有些现象不幸存留了下来。大约也正是为此，到了新世纪，改革也还在进行着。这时，纪念鲁迅，重温鲁迅，当我们感知他的思想的洞透力，就不难理解为何连并不怎么“左倾”的郁达夫竟也那么推崇他，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又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作为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一个行者，鲁迅一直走在我们前面——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